略论晋南史前玉器

早在1964年,山西黎城县后庄村广志山就出土过一件史前的神面纹玉戚。在山西,大量玉器的出土则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陶寺墓地发掘开始的,此后,随着对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发掘增多,玉器的     

陕北、晋西北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遗存的组合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陕北、晋西北的南流黄河两岸地区相继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器。由于在这些青铜器遗存中既有典型的中原式青铜器,又有数量较多的北方系青铜器,所以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邹衡[1]、张长寿[2]、郑振香与陈志达[3]、戴应新[4]、刘军社[5]、吕智荣[6]、朱凤瀚     

河北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相关问题探讨

从1897年中国最早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算起,迄今为止,见诸公开报道的50多枚,其中河北出土6枚。本文主要对河北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进行介绍,并通过对其纹饰与铭文的分析,指出其中的文化内涵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     

唐金背禽兽葡萄镜钙化锈的清除及研究

2002年西安市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东郊马家沟发掘了一座墓,从墓志知为唐都刺史闫智夫妇合葬墓。该墓出土的一枚金背禽兽葡萄菱花镜是目前国内少有的一枚宝镜,其金背上各种高浮雕式的动物造型生动逼真、神态各异,动植物纹饰精细华美,工艺精湛娴熟,当属出土器物中的罕见。     

洛阳伊川大庄唐墓出土铜镜年代及反映的文化交流

洛阳伊川大庄M3是洛阳地区不多见的出土器物甚丰的小型刀形墓。出土器物主要有镇墓兽、武士俑、文官俑、马、骆驼、罐、铜镜等,发掘者根据铜镜的流行年代将墓葬的年代确定于不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然而根据墓内大部分器物特征,此墓年代应该在唐代早期,从而证明这种打马球的菱花镜早在唐代早期就出现。此铜镜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思想和社会观念,折射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文明互鉴。     

敦煌汉简与简牍学的产生及新发展

敦煌汉简出土时间早、数量庞大,直接促成了近代简牍学的产生。其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资料丰富,又为二十世纪简牍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料支撑。进入新世纪后,在“融通汉唐”的史学潮流中,作为连接简牍学、敦煌学桥梁的敦煌汉简,将成为简牍学甚至整个出土文献学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的突破口,值得重视。     

千秋遗韵 万古风华——西汉至金代腰饰赏析

腰饰作为一种装饰在腰间的物品,是人类服饰的一部分。古人在摆脱茹毛饮血、树叶遮体的野蛮生活之后,便把兽皮、布料、盔甲等物件固定在身上,以抵御风寒和伤害,从而腰饰便成为人们穿着得体、彰显身份、提升美感的生活必备物品之一。从古至今,腰饰从简到繁、从朴素到奢华,承载着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服饰之美的理解和追求。文章遴选6件从西汉到金代这一时期的带钩、带銙和玉带,解读在这1000多年漫长时光里,腰饰所蕴含的礼仪制度、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     

战国秦汉简帛研究的一部力作——读《出土简帛文字丛考》

近几十年来,一批又一批战国秦汉简帛在地下沉睡两千余载之后,重新面世,蔚成了中国出土文献领域的奇观。这些发现,理所当然地引起海内外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研究。刘钊教授的新著《出土简帛文字丛考》(以下简称《丛考》),就是他在十多年间相关研究成果的结集。全书分四章,依次是“楚简帛文字考释”、“秦简文字考释”、“汉简帛文字考释”     

铸为明镜绝尘埃 翡翠窗前挂玉台——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馆藏铜镜精品赏析

在古代众多生活用品中,铜镜凭借华丽的纹饰和高超的制作工艺脱颖而出。历朝历代的铜镜都各具特色,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审美趣味。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藏有为数不少的唐宋铜镜,具有代表性,文章对此进行介绍。认识铜镜、探索铜镜,不仅能研究文物及文化,更能寻觅中华艺术之美。     

唐代“失背镜”相关问题初探

“失背镜”特指唐代金、银背镜在镜背金、银壳脱失后留存的铜镜本体。本文通过对“失背镜”本体的观察认为,其镜背的特殊符号与痕迹说明金、银背镜的铜质镜体与金、银质镜背分别由不同的机构异地制作后组装而成。金、银背镜的安装方式为物理嵌合,不使用大漆,镜背符号的作用主要是为嵌合提供对位指示。研究与理解金、银背镜需要有金银器与铜镜的双重视角,一方面需要以金银器研究的视角理解金、银背镜在使用与管理过程中比照金银器管理的史实,另一方面对于金、银背镜最终衰落的原因,要从铜镜审美风尚转变的角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