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晋南史前玉器

早在1964年,山西黎城县后庄村广志山就出土过一件史前的神面纹玉戚。在山西,大量玉器的出土则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陶寺墓地发掘开始的,此后,随着对新石器时期遗址的发掘增多,玉器的     

陕北、晋西北南流黄河两岸出土青铜器遗存的组合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陕北、晋西北的南流黄河两岸地区相继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器。由于在这些青铜器遗存中既有典型的中原式青铜器,又有数量较多的北方系青铜器,所以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邹衡[1]、张长寿[2]、郑振香与陈志达[3]、戴应新[4]、刘军社[5]、吕智荣[6]、朱凤瀚     

河北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相关问题探讨

从1897年中国最早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算起,迄今为止,见诸公开报道的50多枚,其中河北出土6枚。本文主要对河北出土的拜占庭金币进行介绍,并通过对其纹饰与铭文的分析,指出其中的文化内涵及中外文化交流的相关问题。     

“以我观石”与“以石观我”——《西清砚谱》所收明清古砚“物形”研究

《西清砚谱》以清宫旧藏历代古砚为基础,选取其中240方形态各异的古砚编撰成书,代表着清代官方收藏的最高典范。书中所收古砚,从外形轮廓来看,包括圆形、方形、植物形、动物形、器物形等多种形制,就其中所录的明清随形古砚而言,植物形、动物形、器物形这三种类型最具特色,堪称古代砚石的经典造型。这些极具特色的古砚造型传达出古人在设计制造砚台时,或是严守传统文化思想,遵循器物自然形成规律,最大限度地保留砚石自然天成的品质;或是充分发挥匠人的想象力,最大限度地创造出精美绝伦的作品,使每一方古砚都充分体现出“应物象形”“物我两化”的传统造物思想。     

千秋遗韵 万古风华——西汉至金代腰饰赏析

腰饰作为一种装饰在腰间的物品,是人类服饰的一部分。古人在摆脱茹毛饮血、树叶遮体的野蛮生活之后,便把兽皮、布料、盔甲等物件固定在身上,以抵御风寒和伤害,从而腰饰便成为人们穿着得体、彰显身份、提升美感的生活必备物品之一。从古至今,腰饰从简到繁、从朴素到奢华,承载着不同时期、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服饰之美的理解和追求。文章遴选6件从西汉到金代这一时期的带钩、带銙和玉带,解读在这1000多年漫长时光里,腰饰所蕴含的礼仪制度、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     

战国秦汉简帛研究的一部力作——读《出土简帛文字丛考》

近几十年来,一批又一批战国秦汉简帛在地下沉睡两千余载之后,重新面世,蔚成了中国出土文献领域的奇观。这些发现,理所当然地引起海内外众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研究。刘钊教授的新著《出土简帛文字丛考》(以下简称《丛考》),就是他在十多年间相关研究成果的结集。全书分四章,依次是“楚简帛文字考释”、“秦简文字考释”、“汉简帛文字考释”     

敦煌汉简与简牍学的产生及新发展

敦煌汉简出土时间早、数量庞大,直接促成了近代简牍学的产生。其内容包罗万象、语言文字资料丰富,又为二十世纪简牍学的发展提供了资料支撑。进入新世纪后,在“融通汉唐”的史学潮流中,作为连接简牍学、敦煌学桥梁的敦煌汉简,将成为简牍学甚至整个出土文献学研究思路、方法创新的突破口,值得重视。     

唐金背禽兽葡萄镜钙化锈的清除及研究

2002年西安市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东郊马家沟发掘了一座墓,从墓志知为唐都刺史闫智夫妇合葬墓。该墓出土的一枚金背禽兽葡萄菱花镜是目前国内少有的一枚宝镜,其金背上各种高浮雕式的动物造型生动逼真、神态各异,动植物纹饰精细华美,工艺精湛娴熟,当属出土器物中的罕见。     

洛阳伊川大庄唐墓出土铜镜年代及反映的文化交流

洛阳伊川大庄M3是洛阳地区不多见的出土器物甚丰的小型刀形墓。出土器物主要有镇墓兽、武士俑、文官俑、马、骆驼、罐、铜镜等,发掘者根据铜镜的流行年代将墓葬的年代确定于不早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然而根据墓内大部分器物特征,此墓年代应该在唐代早期,从而证明这种打马球的菱花镜早在唐代早期就出现。此铜镜体现了当时的文化思想和社会观念,折射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文明互鉴。     

朔州出土金代墓志

1983年山西朔州城区修筑通往南河槽的地下污水道，在南关外瓦瓷地挖出一座金代砖券石棺墓。石棺为细白沙石雕成，长120、宽80、外高50厘米，棺盖厚10厘米。棺内只留骨灰，出土铜镜和正隆元宝铜钱约十多斤，均被当时挖土方工人卖到城关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唯有墓志一方仍在石棺外不远处泥土里掩埋着，半块外露，清理出来尚完好。该墓志为石灰岩质，长40、宽36、厚10厘米。四边不整，一面磨光，镌刻楷书18行，共319字(图一)。墓志铭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