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书简》出台之始末

由于冷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战败的日本面临着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与台湾当局媾和的抉择,<吉田书简>的出台并非单纯受到美国压力的结果.日本选择加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台湾当局媾和即是题中之义.既然以美国作为盟友是符合日本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那么牺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就是可以放弃的次要利益.在<吉田书简>产生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及其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苏联学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和快速的发展。这一方面源于学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冷战所赋予的强烈政策取向也迫切要求苏联学在全美范围内发展为一门规模巨大的学术专业。在这一时期,联邦政府、私人基金会基于国家安全机制和冷战战略目标,为更加深入地了解苏联,扩大了对苏联学的资助范围,提高了资金投入。以此为契机,该领域相关学术机构在全美各地高校广泛设立,可供政府吸纳和利用的苏联问题专家数量也得以成倍增长。另外,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还通过改组将全美苏联学家囊括其中。在这一时期美国苏联学的发展历程中,该领域不同学术机构间的差距逐渐缩小,学界与政府的共生关系不断增强,国家权力对学者参与冷战的动员力度持续加大,并且越来越多的苏联学家将官方需求确立为自己研究工作的主要取向,体现了美国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独特关系。     

改革开放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调整

产生于冷战时期的"三个世界"理论曾经是指导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方针。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国际环境方面最重要的是和美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因此而改变。在国内环境方面,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仍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促进了新     

斯大林逝世与美国的反应和政策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迅速做出反应,并经过反复讨论,制定出一项利用斯大林逝世的心理战略计划,力图充分利用斯大林逝世提供的机会和苏联权力转移的内在困难,实施心理战和隐蔽行动,以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一计划不断发展,构成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美国对斯大林逝世的反应和政策不仅体现了美国遏制政策的加强,也揭露了美国图谋分裂社会主义阵营的实质。它折射了冷战斗争的严酷性,美国对外政策决策的适时性与实用性;同时也表明心理战、宣传战是美国重要的冷战战略武器,它对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起了一种累积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浅析美苏冷战的起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美苏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冷战的产生是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战后两极格局的出现、美苏两国利益相悖、意识形态的分歧成为冷战起因的三个主要因素。     

美国海外“和平”形象宣传运动探略(1953-1955)

20世纪50年代,鉴于苏联密集的和平举动与世界舆论对核试验的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将"和平"确定为一项重大宣传主题。为此,美国官方几乎同时启动了"和平的机遇"、"和平的原子"与"开放领空"三大全球性宣传活动,力图全方位塑造美国海外"和平"形象,以向世界证实美国和平意图的真实性及其作为"世界领袖"的正当性,藉此维系"自由世界"的团结与战胜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富有技巧的政治战手段,这些活动并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

50— 60年代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是以禁运战略物资为主 ,从 70年代开始 ,转向以限制高新技术转让为主 ;1 979年《出口管制法》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完成。在“缓和时代”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追求的目标是 ,以有限发展东西方贸易换取苏联的政治让步。在“新冷战”时期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将打击对象从中国重新转向苏联 ,更重要的是将高新技术转让限制作为迫使苏联“改变国内政治”的重要手段     

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解析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全球性外交战略。目前美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存,而后是对外活动的基调;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交织,尽管孤立主义反映了一部分美国人的心理需求,但实用的国际主义在外交活动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冷战与大西洋联盟的变迁

在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出于共同的政治军事需要一对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美国与欧洲,当时是西欧,结戍了跨大西洋军事政治联盟,北约成为这种同盟关系的标志与纽带。虽时有矛盾与摩擦,但在冷战框架中还不足以动摇两岸的联盟关系。冷战的结束使这种同盟关系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最坚实的军事政治基础,因而也必然使大西洋联盟的延续受到质疑。然而,后冷战时期依然存在的共同的战略利益使继续保持传统的大西洋联盟成为双方的战略共识,合作构成美欧关系的主导方向。不过,这种同盟的战略目标,双方合作的领域与地域以及在联盟关系中的相互位置都与冷战时期有所不同。     

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50年：脉络、现状与趋向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两国学界先后兴起以“友好史观”“战略史观”“国际史观”研究和论述战后中日关系史的范式,不仅建构更多复杂、多重的历史面相,而且不断更新问题意识,致力于探讨概念、研究方法和论述体系。虽然不同史观下的论著特征不同、遗留问题各异,但都推动战后中日关系史研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随着近年来史料的不断丰富、中国周边形势与两国关系的变化,进一步研究战后中日关系史仍将是必要且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