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背景下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以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方向为例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研学旅行发展迅速,急需研学旅行人才支持行业发展。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应主动适应研学旅行市场发展需求,科学定位人才培养方向,全面构建研学旅行人才培养体系,为地方研学旅行行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本文分析研学旅行管理与服务专业设置的必要性,梳理研学旅行行业人才需求与素质要求,基于此提出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建设、教学模式等维度构建研学旅行人才培养体系。     

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体系建设——以四川省广元市为例

本文从构建旅游目的地体系的视角出发,分析四川省广元市生态康养旅游发展现状与问题,探究旅游目的地体系建设的路径,提出建议：一是彰显全域生态康养特色,打造“五养”一体产品结构体系;二是基于各区县旅游产业区位商值,梯度开发生态康养旅游产品体系,以全方位、全过程地满足游客康养需求,助力地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论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

1950年代初,中共党史学科知识体系基本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共党史的分期、中共党史的主题主线的历史叙述基本定型。“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的叙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必然性;“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分期方式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性特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叙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的历史使命。这些方面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并影响到后来的中共党史编纂。中共党史知识体系是随着中国共产党不断回顾和总结自身的历史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的产物。     

战斗在银屏山--忆杨杰同志

2001年12月,原省顾委委员杨杰因病逝世,享年81岁。杨杰是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居巢区)人,印刷学徒出身。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加入共产党,曾任连指导员,后到地方任区委书记。1945年调回部队任教导员,转战苏北、山东。1947年奉命渡海南下回巢无地区,任中共巢无工委书记,组成只有几支枪的游击队,战斗在被敌人严密统治的银屏山,开辟了巢无游击根据地。现将我亲历的这一时期之史实作一回忆,以略表对杨杰同志的怀念之情。开辟银屏游击区皖中巢湖南岸的银屏山,地处巢县之南(今属巢湖市),与无为北部相连,扼省城合肥至重镇芜湖之要冲。这里群山起伏,叠…     

朱老五火烧屯溪

逼上梁山朱老五原名朱富润(1895—1929年),又名义才,因在结盟兄弟中排行老五,故外号朱老五。他是东流(今东至)县胜利镇朱家村人,出生雇农,家贫未曾就学。15岁时仍帮人放牛,16岁开始打长工,在油坊打榨锤。18岁父母双亡后,不愿再为财主做工,不久因私自将偌大的白荡湖卖给他人,触犯族长、士绅利益,被送交官府下狱。他性格刚直,勇敢过人,在狱中常为难友打抱不平,顶撞狱警,受难友拥戴。5年后获释,破屋已倒,无家可归,一气之下,浪迹江湖,继而投军。1926年,朱老五已在直系军阀孙传芳部队某军一团当上营长,但不久该部被北伐军击溃,他只得辗转回朱家村…     

建国初期社会救助体系的构建与评析--以1949～1953年的广州市为个案

建国初期,中共在广州构建了一个过渡性的社会救助体系,在短短的4年内,广州市通过它救助了大量的失业者和城市贫民,基本上遏制了由于新旧转轨带来的社会危机,为新政权即将展开的社会主义各项建设奠定了基础.在救助理念和救助过程上,它体现了以往社会救助的一些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我党的诸多特色,诸如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广泛的群众参与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隐隐约约闪烁着以统一调配为主要特征的计划时代社会政策的影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

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起步于刘湘“军人干政”时期。而川江航运的繁荣,城市精英的觉醒以及刘湘政权的若干举措,为“上海模式”输入重庆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后发外生型条约体系城市,重庆的现代化不仅依靠西方现代性要素的刺激,而且更直接地受到“上海模式”的辐射和拉动。“军人干政”的负面效应致使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重庆城市现代化呈现畸变态势。在“上海模式”的冲击下,在本社会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情况下,重庆城市现代化于20年代末期启动。     

庄浪出土隋虎符浅析

虎符是古代军队最高指挥权的物证。甘肃庄浪县出土的14枚虎符是隋大业三年以后的产物,是隋代"府兵制"的史证,为研究隋代军事、政治、兵符制度及庄浪和周边地区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佐证。     

“两个拳头打人”一词的由来与使用

在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诸多学者在论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反帝反修"的外交政策时,一般会使用"两个拳头打人"来形容和总结。如齐鹏飞、李葆珍著的《新中国外交简史》中在论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十年"的外交战略时就认为:"在‘第二个十年’,由于苏联大党、大国霸权主义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和全面破裂,我们开始摆脱中苏同盟的束缚,实行既‘反帝’又‘反修’,即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