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事纪述的功能、体例与表述方法

“纪事”或日“记事”是编修史志的基本方法,章学诚将方志内容列为“四体”：“纪”、“谱”、“考”、“传”,将纪事列在首位。纪事在史志中运用很广,史志中“大事记”或“大事纪述”就采用系年纪事的方法。“大事记”与“大事纪述”的区别是,前侧重在编年,只记发生的事情,不讲事情发生的全过程和前因后果,如《春秋》记事和《史记》所列“大事年表”;后虽有编年,     

卷首语

今年的雨水多。雨水多点本来是件好事,可老天爷一不小心漏得过了头,那就成了灾。看来,什么事都有个“度”,文物的利用何尝不是如此？合理了、适度了,它就和你两相平安。反之,它拗不过你,也就抱憾而终了。没有了它,我们还有什么辙？古城大同御河岸畔发掘出一座明代甘固总兵夫妇合葬墓,其出土的金器、玉器、瓷器和墓志,将对《明史》和大同明代地方史的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还说大同,这里的华严寺以其独具特色的建筑、塑像、壁画、碑刻、经幢及众多的历代文物典藏,被誉之为中国佛教文化中的千古名寺;而云冈石窟“太和七年造像题记…     

提倡用人文地理思想助修续志

近日,到广州市化公园参观《广东省新编地方志成果展》,深感欣慰。新编地方志书资料详实,图表丰富,印刷精美。这是我省化建设的一大成就,对于修志事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届修志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下一届续志即将启动。总结首届社会主义新编方志的经验与教训,笔对今后续志有一个期望,就是希望加强人地理的理论在修志工作中的应用。     

关于二酉藏书

旧时,大凡说藏书丰富,辄用二酉名之,然唐宋及其以前,“二西语亦罕用”(明胡应麟语),是明清之时骤然兴起,诗词歌赋,笔记小说之中与“学富五车”相连如“书通二酉”之类,车载斗量,俯拾皆是,已成熟语。读书人对二酉尤为青睐,以之名书,有明胡应麟《二酉辍拾》(收在《少室山房笔丛》     

《高青丘集》辑佚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三十九年间,创作了大量诗篇,无论从质或量方面来说,都非常可观。清人赵翼说他的诗“使事典切,琢句浑成,而神韵又极高秀,看来平易,而实则洗练功深”。他的作品非常丰富,诗集有《吹台集》、《江馆集》、《凤台集》、《古苏杂咏》等,集有《凫藻集》,词集有《扣舷集》。     

看似平常实奇崛（下）

款,指篆刻的边款。人创作篆刻,一般都喜欢弄点笔墨,因此边款由镌刻创作年月、为准刻、刻姓名,发展到刻上几句诗,使篆刻作品更添彩。到了丁敬和浙派的时代,这样的边款已是习见,是很平常的了。浙派的边款都有自己的特色,内容丰富,     

浅谈山西地名的演化与形成

地名,是人们赋予地理实体的名称,是一个地方或地区的代号。每一地名的形成和演化与人们生息的自然和社会状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山西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部,襟山带河,素有表里河山之称,更兼历史悠久,人积淀深厚,地名内涵尤其丰富。研究和探讨山西地名的成因问题,对于我们了解当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深化对省情的认识,是十分有益的。     

一部独具特色的兴晋宝典——读《山西大典》

地方史志书籍是中华民族历史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独有的地方性百科全书,它以丰富的资料和特殊的价值受到了中外学的格外重视。宋代名的山西籍史学家司马光曾视方志为“博物之书”,清代章学诚则更称方志为“一方之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