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与张学良白首相聚

吕正操身边的人,都理解他对张学良的敬意和思念。多年来,听他不止一次地说：“只要张学良将军出来,不论到哪里,我都要与将军见上一而。”吕正操曾多次试图邀晴张学良回大陆,特别是回东北看看,但终未成行。这些都使得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关注着吕正操,并指定他做中共和张学良的联系人。     

一代名舰——中山舰

以孙中山命名的“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具有极其特殊的历史内涵和意义。自其建成之后,便与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结下不解之缘,伴随着孙中山经历了为共和奋斗的风风雨雨,从“讨袁”、“护法”,到黄埔蒙难,目睹见证了近代中国为民族独立、中华振兴奋起抗争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谱写下壮丽的篇章。     

科学地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为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而作

9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场具有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20世纪初叶中国发生的一个伟大历史事件,在中华民族振兴的进程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实现了我国国家体制的一次重大转变,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墨索里尼独裁统治时期的意大利流通硬币

贝尼托·墨索里尼,臭名昭著的法西斯独裁者,1883年7月29日出生于意大利布瑞达皮耶。1919年3月,他聚集近200名共和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和不得意的社会主义者,以“战斗的法西斯”自称,组建成立法西斯党。该组织成员身穿黑衫,在全国各地进行叛乱和种种恐怖活动。1922年夏,由于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意大利爆发了全国性大罢工。墨索里尼借机威胁：如果政府不能阻止罢工,法西斯党就出面采取行动遏制罢工,[第一段]     

从历法的角度看逑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

从历法的角度探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速鼎的历法关系,可以得出“既生霸”是初九的认识。该器符合厉王时期的历法。西周铭文中的王号生称、死称相同,具体铭文应分别对待。共和行政十四年应归属于厉王纪年范围之内,即37＋14=51年。速鼎诸器和晋侯稣钟同属于厉王时期的器物。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词语是定点的,各指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     

欧洲民族共和思想探源

“共和”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在千百年分散聚合的历史进程中,共和思想对于欧洲诸多民族始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文章以希腊罗马、意大利城邦和近代英法为例,厘清欧洲共和思想的历史脉络。文章认为,在历史沉浮与现实需求的背景下,“共和”是欧洲民族从共同利益走向共同体的历史根源和必然趋势,同时也是世界历史向着多元均衡方向和谐发展的重要依据。     

“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论

1910年代在20世纪的中国占据着重要地位。由辛亥革命创立共和民国,到五四运动高扬爱国民主,现代产业经济的较快发展,新文化运动的狂飙突进,在在为中国历史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留下之遗产至今仍可圈可点。为了进一步推动对1910年代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2006年8月25—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北京联合主办了“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民国史研究室规划以民国时期的“年代”为主题和论域召开的系列学术研讨会之一①,来自海内外的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试析1999年澳大利亚共和表决失败之原因

1999年11月6日,澳大利亚就实行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举行了全民公决。在总共6个州中,只有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以50．1％的选民为2001年在澳大利亚实行共和制投了赞成票,其他各州仍旧钟情于现行的君主立宪制。至此,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共和运动以46％的赞成比票比54％的反对票失败。澳大利亚共和派搭乘新世纪共和列车的愿望也随之落空。     

澳大利亚共和运动的起源和内涵

澳大利亚共和运动是一场事关国家政治制度变革和转型的社会运动,是当今澳大利亚社会颇为关注的热点问题。澳大利亚特有的共和主义以及澳大利亚民族的成熟和国家独立性的加强是这场运动的起源,并赋予它特定内涵。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澳大利亚现代化的特色和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