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与中国的民主共和

关于中国民主共和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张謇等对中国民主共和的贡献,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关于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对中国民主共和贡献的研究则少人涉猎。     

共和时期罗马演说术史钩沉

系统的罗马演说术史研究是罗马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囿于史料的限制,这一研究困难重重.西塞罗的<布鲁图>一书为我们提供了共和时期罗马演说术史的一条比较清晰的发展路径.循此路径探索,有可能走进充满永恒魅力的罗马文化的殿堂.     

蔡锷辞职疗疾

1915年蔡锷(松坡)与梁启超策划反袁(世凯)潜出北京。12月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与袁军激战于四川泸州、纳溪。再造共和，劳苦功高。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民权政治趋向——以立宪论者的国体政体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季以来朝野各方争执不下的国体政体走向问题迎来抉择时刻。面对已是大势所趋的民主共和的挑战，希望保留清廷、帝制的立宪论者纷纷援引、调适从日本输入的国体政体理论，或扩充国体政体类型，构建包容帝制的“共和新体”;或辨析国体政体，剥离君位与君权的关联，从而尝试破除君主与民主对立的流行认知。尽管立宪派的国体政体观念纷繁参差，但大都承认统治权属于国民，与革命党的国体政体立场颇有相通之处。这从侧面反映出君权政治已难以自证其正当性，而中国也进入探索如何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民权政治的新阶段。     

叶剑英与胡志明的交往

叶剑英元帅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有“国父”之称的胡志明主席的交往．可追溯到中国大革命时期。他们相识相知40多年，结下了“同志加兄弟”的深厚革命情谊。     

对民主与共和的历史学思考——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

由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以下简称《制度》。凡从该书引文，均只标明页码)一书，是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继《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施治生、刘欣如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可以说，该书是前著的“姊妹篇”。     

大清退位，隆裕太后的伤心话

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于廿五日早九钟前清后（隆裕太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进呈。清后闻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此时溥伟自请召见，意在阻挠此诏。而清后正在放声痛哭，并大呼德宗（光绪皇帝）及显太后（慈禧太后）不已，溥伟未得进见。     

关于年号和宋徽宗五改年号之由来

所谓年号，指我国封建时代，帝王为纪其在位之年所立的名号；是其当政的时代标志，同时也记载着一代代王朝历史的千年沧桑。赵翼《陔余丛考》云：“年号纪元，自汉武始。上自朝庭，下至里社，书契记载，无不便之，诚千古不易之良法也。”又按语云：“周厉王出居于彘，公卿相与和而修政，号日共和，似此为年号之始。”其事按公历纪年在公元前841年，实是中国历史纪年之开端。然而，更确切地说，帝王正式纪年，     

潜伏背后的情报战——记中共和民革在隐蔽战线的一次成功合作

61年前，新中国诞生之际，中共和民革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共同谱写了一曲促进新中国成立的壮丽乐章。它展现了隐蔽战线环境之险恶、工作之艰苦，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袍泽情谊。我们在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余，应该记着这些革命者的真实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