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探析

加拿大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通过对该政策的分析,笔者发现,在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出台过程中,20世纪60年代的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出台的前奏。对双语和二元文化讨论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揭示它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之间的关系。     

江苏反清革命与民主共和思想的源头及其发展

20世纪初,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与反动,暴露无遗。面临中国空前的民族灾难与政治危机,江苏地区的先进人士思考着中国的命运与拯救的方法,形成了两股主要的思潮与运动。其中,由于当时属于江苏管辖、与江苏地区水土相连的上海的强烈影响,以及江苏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使得反清革命与民主共和思想在江苏地区广泛传播,并逐步地"由鼓吹时代进于实行时代",形成反清革命实践运动。1905年底"同盟会江苏分会"成立,标志着江苏的反清革命民主斗争,从自发转向自觉。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深化,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江苏的反清革命民主派迅速与以张謇为首的江苏立宪派走到一起,形成伟大的江苏辛亥革命风暴。     

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频频邀请海外学者作学术讲演,这些讲演往往反映了海外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发展方向,展示了史学研究的多样性面貌。对于其观点和方法,我们当然不一定完全赞同,但了解海外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对于促进我们自己的研究,无疑是有益的。为此,我们开设了“学术讲演”这个新栏目,并恳请学界同仁惠赐此类稿件。本期刊出的这三篇讲演稿,分别由美国俄勒冈大学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教授,日本京都产业大学、京都大学狭间直树名誉教授,意大利罗马大学瓦尔多.费拉蒂(Valdo Ferretti)教授于2006年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作的学术报告整理而成。     

亚细亚民族会议与中国的反对运动

亚细亚民族会议由日本的全亚细亚协会和中国的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共同发起,以“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为宗旨,但实际上,中、日代表之间对会议的理解各不相同。日本代表的真实目的是抵制英、美的威胁并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确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而中国代表则希望通过会议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双方争论频起,几至会议决裂。同时,会议遭到了中国各界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评。其中虽有意气用事、不够准确之处,但如实地揭露了日本代表借“大亚细亚主义”称霸亚洲的虚假本质,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决心,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五四时期杜威“政治哲学”讲演论析

五四时期,杜威在北京大学以"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为题进行的16次公开讲演,是其生平第一次关于实验主义政治哲学的系统论述。在新发现的第五、六讲英文原稿中,杜威集中阐释了"共同生活"理论。这一理论反映了杜威对于民主的独特理解,是其民主思想从《民主与教育》(1916年)发展至《公众及其问题》(1927年)的中间阶段。讲演经胡适口译后在各报登载,经比对可知,四个版本的中文记录稿与英文原稿之间存在结构性差异,包括大段的删减、明显的增添和自相矛盾的修改。胡适的翻译淡化了讲演中的"共同生活"部分,而突出了其中的方法面向,反映了胡适本人对杜威政治哲学的理解与释读。他在其中的选择与扬弃,也体现了其"研究问题"的取向对"输入学理"的影响。     

模糊不清的“共和主义”:费城工匠的诉求与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建国初期,随着政治文化的变动与地方市场的发展,费城工匠的生活面临诸多困境。对此,他们借助“共和主义”的话语追求“公共利益、自由、平等与独立”,以表达抗议与不满。与此同时,工匠的共和话语蕴含着复杂多元的价值取向。这反映了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极其复杂的多重矛盾冲突。这些矛盾,不仅存在于工匠与倾向于“精英统治”的政治精英之间,也存在于工匠内部。当工匠将这些复杂的价值取向转化为行动后,对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工匠促进公共利益的诉求转化为反对精英拥有特权的行动,推进了美国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另一方面,在美国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对于“平等”的不同诉求,使美国产生新的社会冲突,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     

“两个拳头打人”一词的由来与使用

在党史、新中国史研究中,诸多学者在论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反帝反修"的外交政策时,一般会使用"两个拳头打人"来形容和总结。如齐鹏飞、李葆珍著的《新中国外交简史》中在论述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个十年"的外交战略时就认为:"在‘第二个十年’,由于苏联大党、大国霸权主义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和全面破裂,我们开始摆脱中苏同盟的束缚,实行既‘反帝’又‘反修’,即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美国进步主义视角下的1917年俄国革命北大核心CSSCI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期间,进步主义思想早已在美国得到发展,主要以拥护威尔逊总统内政方针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右翼社会党人以及持更具批评性意见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为代表。在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进步主义各方代表们各持己见,表现出不同反应,这不仅在美国引发了对俄国革命的排斥,同时也激起了他们对俄国激进主义的必然性、有效性进行合理化理解的尝试,从而导致威尔逊政府在对俄政策的制定上发生了混乱局面,也对美国社会如何看待俄国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国初年共和派与帝制派的论争

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治出现了种种问题,招致人们的批评。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利用此种批评,称共和制易造成内乱,不适合中国,而君主制则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利于秩序的恢复与立宪政治的建立。由此引发共和派与帝制派的思想论争。在论争中,共和派揭破了帝制派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面目,捍卫了共和民主的价值,并提高了自身对于共和政治的认识,对共和政治试验中出现的问题,能给予理解,对中国建立共和民主的艰巨性、长期性,也有了明确的认识。     

编读窗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这次看到2014年第1期的《“毛主义”对现实政治的影响》一文,觉得作者写得很棒!看文风,我原以为是西方记者所写,客观、理智、公正,结果是我们自己的记者所写,佩服!不过有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第61页出现的“根红苗正”这个词,我过去也常常这么写,甚至在自己出版的一本书《我的同龄人》中也这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