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将军与塔玛拉的异国情缘

在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中,涉外婚姻极为5．-见。原华北局书记李立三,1933年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主办的远东出版社任中文部主任时,与俄罗斯女人基什基纳·叶利扎维达·帕尔洛夫娜（中国名字叫李莎）相恋相爱结成异国伴侣,共同革命,共谱心曲,白头偕老。     

为了忘却的记忆——影响中国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最后命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政局风云变幻。为指导中国革命,帮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10多位来自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国际代表,怀揣着美好的梦想,先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为中国革命提供帮助和支持。对于这些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人,人们只从历史书中知道他们在中国的点点滴滴,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离开中国后的前途命运和人生结局。     

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开始的1942年说过,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两个生动活泼时期,一个是五四运动到大革命,一个是遵义会议到现在。他说的生动活泼局面,主要就是指有一定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第一个时期的总书记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他严格遵守每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

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吗?陈独秀主动放弃了党的领导吗?随着苏联许多档案的解密,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同面貌的陈独秀,自然,也看到了一个不同面貌的孙中山,一个不同面貌的斯大林。     

从日德防共协定到中苏绝对密件的多边博奔及影响(1936.11-1937.8)

苏联在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既进一步积极推动中国抗日,又为避免自身参战而拒绝谈判中苏互助条约。西安事变后,日本为拉拢国民政府,接受其以“共同防共”为名义的联日反苏,做出对华“温和”姿态,但因死守侵华果实而很快重返旧路。国民政府对苏联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多面性均有认识。因此,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在对苏政策上既谋求以苏制日,又防止“为第三国抗日”;在对日政策上既坚持要求首先恢复华北主权,又致力于和平调整关系。这种做法反映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使他们在卢沟桥事变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在对日对苏关系上时现纠结与矛盾。最终,在确信没有苏联的支持就无法抵抗日本的全面侵略之后,国民政府才被迫同意通过中苏之间的“绝对密件”而使“共同防共”问题在条约层面得到决定性的解决。     

怎么看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关系

正中国国民党从1919年开始与共产国际发生的联系,持续了8年,到1927年结束了其第一阶段。总结这8年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下几点:第一,孙中山带领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的政策,从组织建设,军事建设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等方面壮大了国民党,该党人数发展到号称100万。同样由于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也得到壮大,受到锻炼,党员从50余人发展到近6万名。应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倔强人生

维萨里昂·罗明纳兹,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员,1927年7月下旬至11月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到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和维金斯基等人的工作。罗明纳兹在华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中国革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党内分权制衡的来历和经验

关于党的自身制度的改革问题,我想引用胡耀邦的一段谈话。胡耀邦曾痛心地说:"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     

“王明中毒事件”真相

"王明中毒事件"通过王明的著述而在海内外广为传播,成为别有用心之人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所谓"证据",影响极为恶劣。其实,这一事件完全是王明对自身失败心有不甘的怨毒发泄,是彻头彻尾的泼污。《"王明中毒事件"真相》一文以多位亲历者的忆述和最新研究成果,戳穿了长期以来歪曲丑化中共党史的"第一谎言"。     

新闻自由在中国的命运

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何以成了问题?今天的人们对民主自由有无普世价值,争论不休。一方说: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民主自由就是有普世价值的好东西。另一方说:民主自由要分清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的东西。可是,在1949年之前的毛泽东那里,这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