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田家英浙江农村调研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幼年失怙,饱受人间凄凉,曾一度被迫辍学,在大哥继承的药店当学徒,他读过省立北城小学和县立中学,十四五岁便在成都一些刊物上初露头角,"田家英"便是他使用的笔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满怀报国激情的田家英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奔赴延安,进了陕北公学,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从1948年10月起到1966年5月任毛泽东秘书长达18年之久.     

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

不久前,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K·B·舍维廖夫教授给本刊寄来了新发现的两份珍贵档案材料: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情况的两次讲课稿.据舍维廖夫先生称,讲稿写在1929年印制的笔记本上,估计是在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党史教研室成立后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由于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中共一大及中共创立前后的许多重要活动,因此他早年撰写的这两份讲稿,无疑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我们特予刊登,以飨读者.     

陈独秀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透视

打开过去的史书,大凡将陈独秀看作是一个反派人物,右倾机会主义的化身,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不一而足.可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的6年间竟连任中共五届最高领导(一大是中央局书记,二大、三大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四大、五大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陈独秀处于早期党的核心地位,表面上似乎难以理解,原因谁都不去说.因为陈独秀毕竟后来脱离了共产党,成立"托陈派",只好用他"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总书记是历史的误会",等等,加以掩饰,并希图以此表白,陈独秀不该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任总书记无非是中共的幼稚.其实,只要尊重历史而不带任何偏见,就不难发现,这种诠释,既缺乏说服力,也是对陈独秀和中共党史的不公正.     

小麦贸易为中加建交铺路--汉密尔顿与中加小麦贸易

1957年12月,坐了25年冷板凳的进步保守党在迪芬贝克领导下,重返加拿大联邦政府执政.1960年10月政府改组时,原担任北方事务与国家资源部部长的阿尔文·汉密尔顿调任农业部长.谁也没料到,这个调动却使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长期的关系,直至改革开放的80年代末.     

陆定一在秦城监狱

1968年4月下旬,陆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监狱。这是他第一次尝到牢狱的滋味,革命40多年了,在白区做秘密工作随时都准备进监狱,但终于一次次地化险为夷。这次真的进了监狱了,不幸的是,他进的是共产党的监狱。     

文史工作应与时俱进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最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讲话时又进一步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保持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对我们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发展人民政协独创的文史资料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回顾文史资料工作的创始,就是与时俱进的产物;总结其40年来的发展历史,取得了与时俱进的成就;瞻望改革开放的前程,仍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     

胡风拜客蒋介石

抗战时期,胡风在党的领导下,以左翼作家身份,负责全国文协的实际工作,在国统区创办《七月》、《希望》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映解放区和根据地人民艰苦抗日以及揭露国民党统治下农村黑暗的作品,在进步青年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因而受到国民党的不满和刁难。他一生追随革命,忠于文学事业,在偶然的一次与蒋介石的短暂会见时,仍不忘借机给蒋介石以规劝和讽喻。     

朱元璋的重典之治与预防犯罪之策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政绩卓著的封建皇帝,他曾亲自经历过元朝的暴政,深感“元政渎扰”,“旧政不便”,“元制不足法”。因此,他在执政后,十分注意强化封建法制,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朱元璋强化封建法制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以猛治国”,即“重典”治国。他认为,必须用“重典”,才能使“事权归于朝廷”,以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这是制定明律的指导思想。第二,重视犯罪的预防。朱元璋在“张刑制以齐之”的同时,始终贯串着“警省”臣民的预防犯罪的思想。     

张爱萍将军澄清一则关于红军的谣传

2001年10月,我奉命参加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代表团出访欧洲,走了四个国家。我在芬兰、德国等地,发现二战历史和战后欧洲历史被歪曲得很厉害,一切都是“共产党不对”。我联想起在国内,也有一些诽谤、诬蔑共产党和红军的谣传,长期未能得到澄清。如关于“红军长征到贵州茅台时,战士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里洗脏脚”这个影响恶劣、传播甚广的谣言,解放几十年来从未有人公开予以澄清。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活着时不澄清这些谣言,将来会像今日欧洲那样,把谣言当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