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25窟一佛八菩萨图研究

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所开凿的洞窟中,榆林25窟是相对较特殊的一个,窟内南北两壁的观无量寿经变与弥勒经变延续了盛唐洞窟中经变画的构图、风格,而正壁残存的一佛八菩萨图在造像样式上与窟内其他图像则有一定的差别。从正壁残存的主尊、菩萨名号题记中可以发现,唐代不空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能够与之相对应,但是该经对八大菩萨身形的描述与榆林25窟的图像有一定差别。此图像与藏经洞中的部分绢画具有类似的风格特征,其中一部分有藏文题记,表明它们与居住在敦煌的吐蕃信众有密切的关系,而藏经洞中发现的藏文抄写的《八大菩萨曼拏罗经》可以证明此地的吐蕃信众确实信奉这一经典。一佛八菩萨的图像在吐蕃本土拉萨及青海地区屡有发现,其中西藏昌都与青海玉树的两处摩崖石刻由高僧益西央开凿,年代均在九世纪初,这些遗迹说明一佛八菩萨图像在吐蕃本土的流传情况。在这几处图像与榆林25窟的一佛八菩萨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吐蕃流行的八大菩萨图样并不十分固定,但其构图和风格是基本接近的,而榆林25窟所采用的图像可能来源于吐蕃地区。     

从鸠摩罗什的生平活动和译经来看佛教在中土的弘传

鸠摩罗什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译经学家,也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中心人物之一。罗什七岁出家,学习佛法,聪慧特异,悟解出众。入华后罗什曾滞留凉州多年,这为他以后的译经事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罗什的译经及其对佛教的弘传,从中国佛教史上来看,可以说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他自己并不满意。罗什最为遗憾之处,当是对佛教学理探究层次的深浅以及方法论的问题,这也反映出中外文化的差异。     

《佛说相好经》校录补正

《佛说相好经》系抄撮《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中《观相品》及《本行品》中有关佛的种种相好而成,历代大藏经皆未收录.黄霞曾将敦煌文献中所存《相好经》的10个写卷整理为两个系统、五种录文,大大方便了学界的研究.但黄氏校录时未曾参校该经从出的本经,又因敦煌本《相好经》异本众多、俗写纷繁、用字复杂,故而黄文在释录、标点、校勘方面难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即对这些值得商榷的地方进行了补正.同时,借助于敦煌本《相好经》,又校正了《大正藏》所收《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中不少文字的错讹衍夺.     

华梵兼举，即文会贯——从佛典翻译的一种独特解释看佛道关系及所表现之文化心理

本文考察了中国宗教史上一个重要而有趣的现象：对佛教翻译经典,用汉字本身所具有的含义来解释某些译名的意义,并通过这种考察,对中国历史上佛教、道教的复杂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一现象反映了中国宗教史中鲜明的中国文化本位观念以及佛道两教在彼此消长中相互借监的状况。同时,以清代道士闵一得为中心,对采用这种方法的内在原因进行了深入挖掘,指出心同理同是中国宗教、哲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这一观念是使中国宗教长期以来形成一种相对和谐状态的重要因素。     

《宋書》“晝鳴曰上朔”辨

《宋書·符瑞志中》:(鳳鳥)"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上朔’,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按:例言鳳鳥諸種鳴聲之稱謂。《太平御覽》卷九一五引《韓詩外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説苑·辨物》:"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     

小学语文教学要打造高效课堂

回顾自己十几年来的小学语文教学,有些做法和感悟,不能称之为经验,算是和同行共同探讨和交流学习。1建立良好的班风。养成良好的习惯良好的班风是学生学习的保证。我每接到新班时,首先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用一些最能打动孩子们内心的话来唤起他们学习的激情。比如,我刚接到六年级时,在师生彼此陌生的情况下,我都会说：“同学们,我很高兴今年能教你们的语文,早就听说咱们班同学们脑子聪明,纪律又好,上进心很强,到底是不是徒有虚名,我想大家一定也会证实给老师看的。”     

国人的信仰，得意时信儒教，失意时信佛道

中国人习惯见庙就拜。他们既不会坦诚地向神父告解一切．也不会把自己登记在案．他们甚至不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宗教信仰。     

尹湾汉墓《博局占》干支占位与六博棋位关系初探

尹湾汉墓《博局占》的出现推动了学界对博局占位与六博棋位关系探索的进一步深入。占位与棋位的不一致也可以理解,找出其中的不一致,对认识二者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博局占》中从甲子到申壬9个干支具有与其他干支所不同的特点,与六博棋位也有内在联系。     

西安市汉长安城长乐宫六号建筑遗址

2005～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长乐宫六号宫殿遗址的主体建筑及其附属建筑进行了发掘。附属建筑分两部分,均由殿堂、廊道、散水和院落组成。从出土遗物看,该建筑始建于西汉初期并一直沿用到王莽时期。根据发掘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六号宫殿遗址应是长乐宫的前殿旧址。     

秦漢六朝的生日記憶與生日稱慶

本文探討秦漢六朝以來生日記憶與生日稱慶習俗産生的背景與過程。从秦代到1911年,官府戶籍登記制度只要求記錄百姓的生年或年齡,未具體到生月與日。生日記憶與稱慶主要流行於家庭、家族乃至親友的範圍內,與國家制度無關。各種資料顯示,對死者的生日記憶宋元以後纔開始普遍化,此前僅見零星記載,多見於皇家,應與存在嚴密的檔案制度有關。反而是"卒日",自先秦以來一向受到重視。不過,算命術的流行表明,生日記憶實際早就存在,且根植於本土的傳統,只是目的主要在於了解子女或自己的命運,尚未見到慶生的事例。由單純的記憶轉變爲年度性的慶祝,最早見於南朝末年江南地區,應是受到佛教佛誕(多爲四月八日)活動的啓發,同時,在成佛信念的引導下出現的。到唐代,生日稱慶則自下而上,由民俗而發展成國家慶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