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与戊戌变法

1895年的公车上书,系帝党所策划,在京公车积极参与。根据现存《公车上书题名录》所载,603人的名单中,贵州公车95人,约占总人数的六分之一,位列第二。贵州人的这一壮举,李端棻作为帝党中的大员,在幕后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代为什么把应举学子称为“公车”

两汉时期,由于实行的是察举制,各地自下而上选拔出德才兼备的青年才俊,直接进入国家管理层。这些被选拔上来的青年才俊有一项特权,就是乘坐公家的车马赴京面圣。也正是因为汉代曾用公家车马接送应举的人,后来便以“公车”泛指入京应试的举人．     

一部自行车的劫难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才有真正国产的自行车。那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我好不容易积攒了几十张工业券,央求在自行车厂做油漆工的表兄,终于争购到一辆淡蓝色的凤凰牌女车,那真比过节还高兴。 因为那时候坐公车上班每月的补贴是3元,而骑自行车的补贴是2元,买公车月票得自己掏6元,这样一进一出的交通费,相当于我工资的八分之一。     

亚平宁冬游记

正旅行的16天里,我走过了意大利北部的几座城市:罗马、佛罗伦萨、锡耶纳等等。旅行是件惬意的事,陶冶心灵,又放松身体,能时常出去走走真的很棒,这次又碰上当地阳光普照,更是给我留下了一段愉快的回忆。遍地古迹游罗马出乎意料的,虽然沿途垃圾桶和厕所非常少,但罗马却是个很干净的城市。市区范围不大,可是如果全靠步行也不轻松,所以我除了步行之外,也跟当地人一样挤地铁、搭公车,当几天的罗马人。当地规定买票上车后,要在自动打票机上打票,否则视同逃票,一旦被查到罚得很重,所以大家都是乖乖排队打票。我有时搭公车看看街景,有时     

“公车上书”考证补（一）

“公车上书”一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其主要史料是康有为的《我史》。自上世纪70年代起,黄彰健、孔祥吉、汪叔子、王凡、姜鸣、欧阳跃峰诸位研究先进即对此提出责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著,但并没有完全改变学术界的基本看法。本文作者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本文旨在说明,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一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本文亦说明,《我史》中的记载多处有误,是一不可靠的史料;但通过这类并不可靠的历史记录,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并被许多历史学家所接受。     

天柱四举人与“公车上书”

贵州虽然地处偏僻,但在近现代的政治风云中,却是人才辈出。本文所述四举人,全是少数民族,意义更非一般。[编者按]     

睡虎地秦简中“泛藓”及公车司马猎律新解

云梦睡虎地秦简《公车司马猎律》中有“泛藓”一词,秦简整理小组释为“弃掉肉饵”,这一解释与古代田猎的实际情况有诸多不合之处。本文认为,“泛”应读为“汎”,为盘曲之意;“藓”应读为“鲜”,为小山之意。这样,对律文就有了新的理解。     

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一）

茅海建先生的《“公车上书”考证补》认为公车上书是由翁同(龠禾)等政治高层发动和文廷式等京官策动、组织的,而康有为、梁启超为参加者。本文对此深为怀疑,因为茅先生的立论多以周边史料为支撑,仅为推测;对于一些史料发生误读,所得结论难以成立;某些分析违背逻辑一致性原则,其结论有预设之嫌疑;在论证《康南海自编年谱》说“谎话”时,未对反证材料一一辨析,其结论有片面性。本文认为公车上书不是由政治高层和京官发动、策动、组织的,而是由举人自发进行的,其中康有为起了重要作用,他是领袖。     

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

本文是对房德邻先生、贾小叶先生论文的回复。其中引用了总理衙门章京上书、刘大鹏日记以及"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等材料,并解读《直报》的报道,进一步说明本文作者在《"公车上车"考证补》中的论点。本文还指出了史料解读的主观性及史家对史学的应取态度。     

“公车上书”献疑

以往史料中,对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标志的资产阶级正式走上历史的舞台。然而近年来,史学界对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提出种种质疑,笔者对众多史学大家的研究精华给予总结,从四个方面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