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八旗索伦编旗设佐考述

八旗索伦的编旗设佐早在其南迁内徙之前即已开始进行。八旗索伦旗佐组织的编设有一个发展过程,从清太宗崇德年间开始至清世宗雍正年间一直没有停止过,其旗佐组织的编设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有如下几种不同的情况:南迁之前索伦牛录的编设、顺治初年南迁之后布特哈八旗佐领的编设、黑龙江将军设镇后驻防八旗佐领的编设。清政府八旗索伦编旗设佐,其根本原因主要是考虑清朝北部边疆防务的需要,以及八旗索伦精于骑射、骁勇善战的民族特点。清政府对八旗索伦大规模的编旗设佐、实行八旗制度,不仅对清朝巩固和稳定东北边疆并防范沙俄侵略有着现实意义,而且对清代八旗索伦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浅谈岑参边塞诗的西域文化风格

盛唐边塞诗人岑参曾两次出塞。这期间他写了不少充满爱国激情、戍守边疆、歌咏西域民族风土人情的诗歌,并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唐朝中央政府为维护祖国统一,在西域进行的几次重大战事。     

今日要塞

<正>我国东北乌苏里边境横亘着侵华日军要塞,地下部分规模宏大,功能齐全,易守难攻。二战中在中苏合击下,     

湖北作家与武汉高校诗歌

(一)新时期诗歌较为繁荣的时段,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尤其80年代中期。那几年,全国写诗队伍之庞大和诗歌报刊之众多,以及诗歌活动之丰富,无疑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新诗发展史中罕见,值得浓墨重彩记载。     

重登焉支山

焉支原是胭脂,满山胭脂花的液汁,染红了匈奴的女子,她们用容貌的颜色,吸引自己剽悍的丈夫,别再四面出击,可惜恋不住单于[第一段]     

金代诗歌中的岁时风俗

金代岁时风俗深受辽宋影响,在中原文化和北方风俗的互相融合、彼此碰撞中,形成了女真族独特质朴、浑厚刚健的文化风貌,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与内涵。这一点,金代诗歌中的记载更为鲜明。     

文人古典诗歌吟诵之探析

中国古典诗歌的吟诵为古代文人所特有,以其兴发感动的独特作用,为表达内心情感的有效工具,吟诵被认为是诗歌创作的本质和基本要素。在经历了唐代中期诗人“苦吟”的高度发展之后,成为古代文人所普遍使用的读书方式。但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之后,变成了一种濒临灭绝的小众文化,现在是被文学和音乐学领域致力恢复的一种古文表达方式。它与现在所谓朗诵不同,也与文人的歌唱不同,是以其不需记谱,通过依照汉字声调与腔调的结构而创作吟诵调的方式,和见字即能唱的即兴表达特点,而构成的一种为古代文人特有的读书方式。本文依照文人吟诵文化的演化过程来论述其特点和性质,探析吟诵如何成为古代文人所特有的一种表现手段。     

上博简《诗论》“《汉广》之智”与《诗·汉广》篇探论——并论儒家情爱观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第一部分,即《诗论》,其第10号简和第13号简都提到《汉广》一诗,并且进行了较多评析.这对于解决聚讼不已的《诗@汉广》的"游女"身份及诗旨等问题有很大启示.分析《汉广》诗意,可见诗人实在"不可得"与"不可能"之间犹豫徘徊.事物的"可能"与"不可能",并不受礼义界限的影响,而是基本上与礼义无关的事情.然而,事物的"可得"与"不可得"则是礼义影响的结果.《诗论》简,对于《汉广》一诗的评析在所有关于情爱诗篇的说解中显得尤为深刻而重要.孔子对于《汉广》的评析,与《韩诗外传》、《说苑》所记遇浣女事皆表明了孔子的情爱观.其情爱观的中心是赞成男女在礼义的范围内的情爱,提倡在可能的情况下对于爱情大胆追求,而不是对于男女情爱予以排诋.男女间必须授受不亲"],应当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只是后儒之见,孔子之时尚未出现.     

清代东北八旗界官研究

清代东北地区基层社会的官制,长期具有"旗民分治"的特点。在各处八旗驻防地,尽管八旗制度长期存在,但在八旗制度内部,为应对旗人越旗居住、耕种,以及同一村屯内旗民杂处等若干新问题,各地方旗署将驻防地的村屯按照地域划分成若干界,拣选在旗当差的佐领、防御及世职云骑尉等,委为一界之界官,专办管界内的各项差务。清代东北各八旗驻防地的界官名称不同,设置时间不一,所司职责呈现一定的时空差异,但其旗界内基层承管官的角色不曾改变。界官所承办差务繁杂,主要是维护管界内的社会治安,承办界内旗民人等的涉农事务,督倡本界旗民的风俗教化等。东北地区的八旗界官,在咸丰至同治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自同治朝以降的同光宣三朝,因民治地方官的增设,练、防军及乡团练勇的募练,尤其是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四乡巡警的创办,八旗界官的职权被分割,因而迅速走向衰亡,但其作为清代东北八旗驻防地区基层行政官制演进中重要一环的地位无可替代。     

“丝路”行纪中的嘉峪关歌吟

自汉代张骞"凿空",如今中外闻名的"丝绸之路"上,使节、官吏、商旅、将士、僧侣乃至"流人",东往西来,相继不绝。而自明代洪武五年(1372)冯胜大将军选址嘉峪塬西麓,"始置关为极边之防",嘉峪关即成为河西走廊的军事要塞,也成为连接中西交通的咽喉。无论什么身份,何种缘由,行经关城的文人雅士总要驻足回首,雪泥鸿爪,留下生动的文字记录。自明以降,尤其到清朝和民国时期,以"行程记""考察记""记""录""行""历程""行记""游记"等形式写成的记实之作,多达数十种。这些"行纪"往往诗文并茂,记录与歌吟相映成趣,在真实记录历史沿革、关隘地理的同时,生动描绘自然风光、民情风俗、军事形胜等路途"所闻所见"。经嘉峪关而创作的诗歌,虽然数量不多,著名的如明代陈诚《宿嘉峪关》、杨一清《嘉峪关》、清代洪亮吉《入嘉峪关》、裴景福《登嘉峪关》等,但他们的歌吟正因其亲历登览而显得弥足珍贵。这些书写,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十分重要的认识价值、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