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

编者按:2009年1月11日,由本刊编辑部与海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会议就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论者从不同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了评析,同时也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这些意见对推动研究的深入,当有启发意义.因此,特邀请参加会议的部分学者笔谈如下(以发言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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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震后文物抢救保护周年记;世界邮驿史上的奇迹：河北怀来鸡鸣驿城;中国古代的邮驿系统;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院文物西迁;镜头里的晚清中国和中国人——约翰·汤姆逊摄影作品展。     

抗战时期的中央博物院文物西迁

国立中央博物院是现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民国之初,一些著名人士和社会团体纷纷呼吁建立科学和教育博物馆。1932年,在蔡元培先生的积极倡导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在南京成立,开始着手筹建一座现代意义的博物馆。     

抗战时期甘青报刊与开发西北

开发西北是一个古老而又持久的话题,从古代的秦、汉、隋、唐对西北的开疆拓土,至宋以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南移,西北渐趋落后;当历史的车轮跨入19世纪60年代。西北地区又迎来一次大的开发,林则徐、左宗棠为此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把近代的工业文明引进了西北。     

论科学发展观与博物馆教育

科学发展观,是发展文博事业,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方向盘和指南针,它要求我们把博物馆教育事业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中来把握,把"以人为本"作为博物馆的办馆宗旨,博采国内外博物馆之长,拓展博物馆教育思路,加强国内与国际博物馆间的交流与合作,举办更多、更好的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陈列、展览,从而在全民脑海中树立博物馆意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当代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对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几点认识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把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并形成全面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这既体现了我们对当今世界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更反映出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与时俱进、求实创新的理论品格。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创造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意义。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经常讲、反复讲,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把思想政治工作推向新的水平。     

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

抗战时期中苏国家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指此间两国围绕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所展开的矛盾的冲突。意识形态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关系必然产生一定的以至重要的影响。总的来看,两国能够从反法西战争大局考虑,着眼于最主要国家安全利益,把意识形态问题置于次要地位,这是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值得肯定的一面。但两国意识形态的分歧又是客观存在、无法消弭的,并影响到抗战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共问题的影响。从中苏复交到中苏结盟,从中苏结盟到中苏谈判(1945年),中共问题都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甚至制约着两国关系,以至造成两国关系的曲折。我们反对把意识形态问题抬高到不适当的程度,但也要反对忽视甚至排斥意识形态的错误,这样才能更加客观地反映这一期间中苏关系的实际。     

笔谈“抗日战争与沦陷区研究”

2010年1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抗日战争与沦陷区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编辑部、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安徽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十多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抗日战争与沦陷区问题研究中的民族主义话语、现代化理论、沦陷区民众生活实态、民众心理、研究方法、实证调查、影像资料、抗战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等主题展开讨论和交流。本组笔谈均选自此次会议。     

1940年代川西羌族地区的教会教育——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为例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西南民族地区发起边疆服务运动,开展以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生计改良和传教为主的各类服务工作。羌族地区自清代末年始有了近代学校教育,但教育质量和效果不佳。边疆服务部在川西羌族地区开展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使一定范围内的羌族民众接触或接受了具有近代内涵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对羌族地区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当然由于边疆教育的特殊性和作为宗教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基督教会的自身局限,教会教育在羌族地区的作用不可评价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