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抗战期间的统战工作

彭德怀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者。他认为统一战线工作"和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重要"。抗战期间,在西安事变、河北反摩擦、山西事变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他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军军长唐淮源

唐淮源(1886-1941),字佛川,云南省江川县翠峰乡麻栗园村人。抗战期间,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军中将军长,率部驻守山西省中条山达3年之久。1941年5月中条山会战中,因陷敌重围,弹尽援绝,誓与阵地共存亡,于樊泉沟尖山之巅,举枪自戕,以身殉国。后被追晋为陆军上将。     

抗战中的知识分子

作者通过对甲午战争至全面抗战爆发历史的回顾,分析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并分析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通过不同的方式积极投入救亡运动,重新认识抗战期间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和历史,提出应更理性、客观的去看待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无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还是新儒家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追求,根本上都是“三民主义”.     

冼星海与武昌抗战歌咏

抗战初期,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武汉三镇,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始终站在这场抗战歌咏运动的前列,为推动武汉和全国的抗战歌咏运动作出卓越的贡献。他的许多活动都与武昌有关。培养抗战歌咏力量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后,冼星海参加洪深领导的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内有金山、王莹、黄自等人),离开上海赴内地宣传抗战,于当年10月初来到武汉,集体住在汉口精武体育会。     

回忆抗战期间的革命文艺工作

(一)我的家乡在鄂北。大革命时期,我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很早就入党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湖北全省、特别是我的家乡鄂北,牺牲很惨重。我18岁时到武昌报考中华大学上学。这个学校曾经出过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物,后来更名为华中师大。上大学时,我就开始从事进步戏剧、文学活动了。1935年我们组织了武汉戏剧协会,第二年又在武汉组织了拓荒剧团,创作了一些剧目。《五月的鲜花》就是为独幕剧《阿银姑娘》里面的序曲写的。我们在武汉开展救亡戏剧运动,得到了冯乃超的很大支持。他当时在湖北省政府民政厅厅长李书城手下任职。     

父亲的远征军经历

我的父亲赵荫承,安徽来安县人,1932年15岁就读于安徽省立八中(今滁州中学)时,受蒋光鼐、蔡廷锴十九路军上海抗战事迹激励,报考了国民党通信兵学校,由此投身抗日战场,历经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昆仑关大捷,是为数不多的活着走出缅甸野人山的中国军人之一。如今,他的姓名已经镌刻在云南腾冲国殇墓园旁高高耸立的远征军名录墙上,人民没有忘记他,历史也没有将他遗忘,而他也同样无法忘怀那段远     

贵阳清华中学创办回忆

回忆当年的创业情景时,大家共同的感觉是: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劲头十足,没有一点私利;在讨论办学问题时,没有上下级,非常民主,一起决策;每个人都发挥了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大家做事都极其认真,都以最好为目标。1937年"七七事变"后,我和清华同学王万福、唐宝鑫从北平逃难到汉口,我的父母也因家中住宅遭日机轰炸受损、城市安全岌岌可危,带领兄弟和     

辽宁省朝阳县土城子两座前燕墓

<正>土城子墓地位于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大庙镇土城子村小宁杖子南沟一北高南低的坡地上(图一),东侧有一条季节性河流,河对岸即为土城子城址。墓地东距土城子汉代城址约1.5千米,北距丹锡(朝阳至赤峰段)高速公路340米,东距朝阳市26千米。该墓地为1998年秋村民挖苹果窖时发现并上报,朝阳县文物管理所组织业务人员赶赴现场,共清理墓葬两座,回收出土随葬品有陶器、铜器、银器、铁器、绿松石、水晶饰品等     

兵燹济难:一二八抗战中世界红卍字会的战地救护工作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该战争持续近40天,对淞沪地区影响颇巨。世界红卍字会于战前迅速开办临时救助机构,制定规章,明确分工,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慈救体系。战争期间,该会在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杭州等地积极从事兵民救护、难民资遣、尸体掩埋、灾区急赈等工作,形成了一张广泛严密的区域工作网络,确保了被难地区最大范围的救护。该次救护为红卍字会在以后开展救护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博爱慈善的人道主义精神当为后人铭记。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