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李锐谈社会主义与中国

苏联的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主义 笑蜀：李锐老,在2006年10月14日央视播出的“纪念长征七十周年文艺晚会”上看到你的镜头,很高兴。 李锐：我也算老资格。抗战以前入党的党员嘛,抗战以前的党员都属红军那一代。     

八年抗战最后一役——西峡口之战

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中国军队共进行了22次大会战。其中,最后一次是豫西鄂北会战。西峡口战役是此次会战中最激烈的一战,也是身为中国军人的我最值得骄傲的一仗。然而遗憾的是,以往出版的许多战史,对此役或叙述不多,或记载得非常简略。[第一段]     

我随张自忠参加抗战的回忆

七七事变前后 1935年春,张自忠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①兼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我当时任该师第一一二旅第二二四团团长,所部驻防张家口大境门②外。对于当时张自忠的内政外交情况,我知道得很少,但从耳闻目睹的一两件事情中可以看出,他的确是执行了宋哲元的对日妥协政策。     

“白马将军”孙元良

2007年5月25日,黄埔军校一期惟一健在的学员、惟一参加过对日抗战的正规军军长、也是惟一在世的参加过国共内战的兵团司令、被人称为"白马将军"的孙元良,在台湾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享年103岁。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淞沪抗战的爆发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得手以后,从1931年11月起,先后在天津、青     

郝柏村皖南之行

2005年10月,郝柏村先生率家人及有关人员一行9人,到黄山参观访问,并到贵池察看当年抗战遗址,我于郝先生离皖赴沪前赶往黄山为之饯行,郝先生对当年在陈家大山抗击日军之役感慨良多,对大陆的发展变化和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到欣喜。     

抗战初期何遂与中共高层的交往

九一八事变当晚我正在沈阳。当时我是日本在沈阳办的南满医科大学预科的学生。我因此目睹了一场有预谋的侵略,也亲身体验了沦为亡国奴的痛苦。当我辗转逃回北平家中,向父亲讲述了在沈阳的经历时,父亲说：“果不出我预料,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抗战期间彭湖经营贵州企业公司实录》出版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持久作战阶段,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又名吴达铨,由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调任,著名实业家,为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银行董事会重要成员。）为执行“开发贵州资源、建设贵州经济、安定后方、支持抗战”任务的迫切需要,倡议筹组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三银行总行的赞助,该公司于1939年6月1日在贵阳宣告成立。总经理彭湖（又名彭石年,是一位热爱祖国的近代企业家。曾任中国银行成都支行、南京分行襄理,湖南省银行总经理,日本投降后任中国银行南京分行经理。南京解放后一度去香港述职,随后返回上海定居。）,经中国银行总管理处推荐,代表该行筹建并出席该公司第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被推为该公司董事会董事兼总经理。     

代号“人猿泰山”重要战役中的黔军将士——纪念抗战爆发70周年

抗日战争后期,为彻底打破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全面封锁,把日军赶出缅甸,确保中缅国际交通线通畅无阻,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拟定了一个代号为“人猿泰山”的战役计划。该计划备受国共两党最高层的关注。1943年2月11日（《新华日报》的社论就指出：“缅甸战场是东方战场的枢纽,反攻缅甸,收复缅甸,解放缅甸的战略要求,不仅是东方战略的要求,而且是世界战略的要求”。     

回忆阎家德的抗战岁月

敢于拼搏的学生时代阎家德,又名嘉第,化名董醒鸣、王震、王大等,1915年11月15日出生于闻喜县冯村一农民家庭。他在本村读完小学和河底高小后,考入闻喜县中学。因其聪明好学,成绩优秀,被闻喜中学的栗云章老师(地下党员)所赏识。在栗的介绍下,他于1931年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开始接受反帝反封建的先进思想。1932年,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读书研究会”、“涑宾学社”等进步组织,成为学生团体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