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念慈的收藏偏好研究

费念慈作为晚清著名金石藏家,在当时的艺林颇有名声,其收藏偏好既受到家庭氛围的影响,也来自时代风气的推动。晚清时期,金石与朴学紧密相连,而金石藏家个人的收藏则在环境的影响下,夹杂着自我志趣的表达、学术研究的热情以及对于名士的追求。     

李平书与觉罗崇恩《墨皇》第二本

在觉罗崇恩所藏各本《集王圣教序》中,《墨皇》本以其28页长跋而受到广泛关注。文章聚焦《墨皇》第二本（南堂本）,梳理其递藏关系,并通过对《墨皇》第二本藏家及出版者李平书的研究,讨论晚清民国时期文人藏家对于《墨皇》本的态度。     

铸为明镜绝尘埃 翡翠窗前挂玉台——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馆藏铜镜精品赏析

在古代众多生活用品中,铜镜凭借华丽的纹饰和高超的制作工艺脱颖而出。历朝历代的铜镜都各具特色,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审美趣味。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藏有为数不少的唐宋铜镜,具有代表性,文章对此进行介绍。认识铜镜、探索铜镜,不仅能研究文物及文化,更能寻觅中华艺术之美。     

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7月2-3日,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佛教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敦煌佛教与禅宗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召开。来自北京、上海、福建、河南、河北、四川、陕西、宁夏、青海、新疆、甘肃11个省市区的代表70余人应邀出席了会议。     

唐代“失背镜”相关问题初探

“失背镜”特指唐代金、银背镜在镜背金、银壳脱失后留存的铜镜本体。本文通过对“失背镜”本体的观察认为,其镜背的特殊符号与痕迹说明金、银背镜的铜质镜体与金、银质镜背分别由不同的机构异地制作后组装而成。金、银背镜的安装方式为物理嵌合,不使用大漆,镜背符号的作用主要是为嵌合提供对位指示。研究与理解金、银背镜需要有金银器与铜镜的双重视角,一方面需要以金银器研究的视角理解金、银背镜在使用与管理过程中比照金银器管理的史实,另一方面对于金、银背镜最终衰落的原因,要从铜镜审美风尚转变的角度理解。     

王星拱与省立安徽大学早期发展

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地方经济窘迫,安徽大学的发展经历了艰辛和曲折的历程。然而,我们不应忘记,在一些主持安徽大学的皖籍学者和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下,安徽大学还是克服重重困难,在学术和人才培养上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著名化学家、教育家王星拱便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襄樊长虹南路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

本文简要介绍了在襄樊市长虹南路墓地发掘的13座墓葬,其中东汉墓2座、隋墓2座、唐墓9座。均为砖室墓,随葬器物有陶、硬陶、瓷、铜、铁、铅锡、金、银器等。它们的发掘丰富了本地区汉唐时期墓葬资料,尤其是M16画像石门的结构填补了东汉墓葬发掘的空白。     

文明城市评选与旅游经济发展：“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

作为综合性荣誉称号和高影响力城市品牌,全国文明城市是否带动了城市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章以文明城市评选为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9年中国23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综合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评估文明城市评选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并分析其作用机制、异质性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文明城市评选显著促进了旅游经济发展,该结果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2）文明城市评选主要通过品牌信号传递、公共价值提升、产业结构优化、科学技术创新等渠道,进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3）文明城市评选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政策效果存在马太效应,表现为对城市所处地域、城市发展线级、旅游资源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城市贡献更为突出,进而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4）文明城市评选不仅促进了本地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而且还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促进毗邻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文章明晰了文明城市评选对旅游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及政策效果,对评估文明城市评选的经济社会效应与探索新时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拓展性路径具有重要价值。     

朔州出土金代墓志

1983年山西朔州城区修筑通往南河槽的地下污水道，在南关外瓦瓷地挖出一座金代砖券石棺墓。石棺为细白沙石雕成，长120、宽80、外高50厘米，棺盖厚10厘米。棺内只留骨灰，出土铜镜和正隆元宝铜钱约十多斤，均被当时挖土方工人卖到城关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唯有墓志一方仍在石棺外不远处泥土里掩埋着，半块外露，清理出来尚完好。该墓志为石灰岩质，长40、宽36、厚10厘米。四边不整，一面磨光，镌刻楷书18行，共319字(图一)。墓志铭全文如下：     

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

晚清时期,兴盛于乾嘉年间的清代儒学主流学派－汉学－尽管走上衰落的道路,但这种衰落并非直线性地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变化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学依然是中国学坛人多势众、著述丰富、分布广泛的强势学派,居于学界“老大”的地位。晚清汉学家们秉承乾嘉宿儒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直驾乾嘉而上。晚清汉学因处于与乾嘉汉学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实”、“通”、“变”的历史特征,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实现着自身的新旧更替。晚清汉学既沿袭了传统儒学的许多消极因素,也包含着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