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

抗战爆发后的国共两党关系,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但不到两年时间,两党关系就不期然地走向了紧张,1941年1月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国共两党几乎走向全面破裂。皖南事变的爆发,有着相当复杂的背景。而国民党人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和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只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要想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来防止共产党的壮大,也并非易事。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     

李公朴两访延安

延安,自从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在这里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便成了革命圣地,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抗日志士,从沦陷区,从大后方,从海外各地,冒着日军的炮火,冲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封锁、阻挠,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探求真理,参加革命。     

卢沟桥事变后中日高层决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     

1911-1937年灾民移境就食问题初探

抗战前的民国时期,灾民逃荒现象极为普遍。灾发地政府因无力赈济自己的民众,或者出于推卸责任,放任其灾民四处流离,移境就食。流入地政府救济自己辖区灾民尚且不暇,自然不愿再为别区承担救济重任。再者,行政区划与经费的分配也限制了这种救抚他省灾民的欲望。因此,流入地对来境灾民无不驱逐出境或资遣回籍,而灾民在自己家乡确实又无以为生,迫不得已时只好重又外出。总起来看,整个灾发期间,灾民便是在灾发地与流入地的推来搡去之中艰难苟活。这一问题不是一地一隅所能解决,也远非一年一月所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合作,需要对产生灾民的各种原因予以根治。然而,受时代条件所限,灾民的移境就食问题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灾民的流离悲苦也就只能依然如故。     

国民政府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观察

日本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一事,牵涉国际局势变动,同时也影响中国争取国际援助。以往有关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因应德意日三国同盟的研究成果,多是探讨三国同盟缔结之后的因应与决策,忽略了这些决策系奠基于国民政府对于三国同盟交涉期间的观察。国民政府在三国同盟酝酿至签订期间,亟关注此事发展,由原以为是防共协议的延伸,仍以苏联为对象,到包括英美,这种对象改变所造成的国际局势变动自不可同日而语。故对国民政府而言,三国同盟的重点不仅在于日本选择与德意结合,更重要的是代表日本决定南进,直接与英美为敌,如此必然直接影响太平洋局势的剧变。在认清此关键后,蒋介石与徐永昌均认为三国缔结同盟后不必急于表态加入英美集团,与轴心集团为敌,首要之务在促使日本南进,迫使美国真正重视亚洲战场。     

李宗仁：老河口的不泯深情

抗战八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湖北襄樊老河口督战6年，与日本侵略军浴血搏杀。     

“二战”期间安顺城内没公路

“二战”期间，指的是1937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对日抗战两年后的1939年9月，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迄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结束。前后为期6年。     

论晋中地区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现实意义

晋中作为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三大抗日根据地的最前沿和结合部,在全国抗战和华北敌后游击战争中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发挥了华北抗日战略支点的作用。晋中人民所具有的勤劳勇敢、吃苦奉献的传统美德和在抗战中所形成的"太行精神",对于加快晋中科学发展,构建和谐晋中,全面完成"十一五"计划,把晋中市建设成为山西中部最具活力的经济带和城市群,实现晋中在山西中部的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65年前的“节约建国储蓄券”

近日笔者整理旧物时。发现祖母（归国华侨）买的两张抗战后期的节约建国储蓄券．面额分别为国币500元和100元．均为甲种券。节约建国储蓄券对于当今的人们来说．已感陌生．但作为研究抗日战争时期那段金融历史．了解储蓄利率、邮政储蓄等具有一定的价值。     

重庆谈判：张治中接送毛泽东

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重庆，全市为之轰动，大家都在热烈地庆祝胜利，但是我却一个人闷在家里。不错，抗战算是胜利了，但是国内问题仍然是危机四伏，一触即发．不能不使人有忧虑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