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王命旗牌制度

令旗令牌,合称为旗牌,乃是一种权力凭证,持有者在敕书规定的权限内有一定便宜处置权力。旗牌象征皇命,请用时有一定的仪式,故称恭请王命。旗牌有固定的型制,由工部制作,兵部钤盖印信,有严格的发放、回缴与使用管理制度。明初旗牌授予带兵将领,以便于调动指挥军队,自宣德以后逐渐制度化。明英宗时开始授予文臣,此后太监及部分巡抚经过申请也可以授予,旗牌应用则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涉及到行政与司法。旗牌持有者可以在战场上处死逃兵或叛将,征调地方人力物力,拥有一定便宜行事权力,在政治、军事、司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存在着许多弊端。     

新中国成立初期“旗县并存、蒙汉分治”问题的解决

清中叶以后,内蒙古逐渐形成“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局面,并演变成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缘于清朝、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内蒙古施行的二元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内蒙古及绥远地方党政部门采取慎重稳进的态度,待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分步骤、分地域予以解决。在此过程中,中共在制度设计、建制设立和人事安排上,尽量平衡各方利益,做到“尊重历史、照顾现实”。调整过后,旗、县在区域上不再重叠,各自有明确辖区;旗、县辖区内,蒙汉统归一个政府管理。“旗县并存、蒙汉分治”最终过渡到党委领导下的“旗县分立、蒙汉合治”。     

狮子入华考简

狮子是外来之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通过梳理文献发现，中原地区的狮子主要是作为贡品自西域各国输入。秦汉时，人们对狮子非常陌生。狮子入华滥觞于汉代，在元、明时期达到高峰期。明末清初，贡狮活动基本停止。随着西域各国大量“贡狮”，宫廷对狮子的神秘感逐渐消失，加之“贡狮”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促使了“却贡”等不友好行为的发生。在民间，人们对狮子的崇拜日渐盛行，衍生出中国狮文化。     

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相关问题再探

莫高窟第76窟内的八塔变图像出现于宋初时期,其粉本应是中印佛教交流过程中由印度僧人传至敦煌的。而这一题材绘入洞窟时正处在敦煌末法思潮盛行的背景之下,作为正法象征的八塔变壁画蕴含了信众渴求佛法不灭的心愿。同时,莫高窟第76窟作为大族营建的家窟,具有举办佛事活动的功能,八塔变与窟内其他题材的相互联系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信众的信仰实践活动。     

清初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的编设及所属人等身份构成

包衣，源自女真部落时期贵族家内供役使之家人与奴仆。后金建立及八旗编设，使得包衣组织得以形成并分编包衣牛录及浑托和管理。入关之时，留驻盛京之包衣佐领内因存在正身旗人所属家人及奴仆，使得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于包衣参领外单独编设而盛京之浑托和下人等仍由京旗所属。包衣三佐领所属人等身份，以被俘旧汉人及关内移民为主。     

五代時期的君主天命與星象改造——以梁太祖、唐莊宗即位的政治宣傳爲例

唐懿宗時期發生四星會聚於畢、昴的天象，分野爲趙、魏，懿宗令成德節度使王景崇披衮冕以厭勝之，《舊五代史·唐莊宗紀》認爲這是李存勗魏州即位之兆。僖宗時期，發生“木星入斗”的天象。《新唐書·天文志》將之繫於乾符六年(879),《北夢3)言》、《册府元龜》等則曰“乾符中”,並將之與王鐸問占、朱温天命建立起聯繫。根據計算，唐代後期確實發生了這兩個天象，但與史書記載時間並不吻合。實際發生過的天象，經過五代史官的改造，便成爲證明君主天命的有利徵兆。從這兩件史事中，可以一窺歷史記載的實相與變相、史官誤載的有意與無意之間的關係。     

中国远征军初次入缅作战文电一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保护西南国际交通线，国民政府与英、美盟国开展军事合作，派遣远征军入缅作战。本组文电选取了1942年罗卓英、杜聿明、戴安澜、甘丽初等中国远征军主要将领关于兵力行动和战场态势报告的部分重要文电，对进一步研究远征军初次入缅作战的成败得失颇有助益。     

从唐末入閤礼仪看洛阳宫城相关殿宇位置

唐代入閤礼仪制度,不仅存在施行兴废,其具体仪式空间也存在变动。就唐早中期而言,入閤所依托的常朝制度虽然时或改易,但是仪式地点为内朝的空间特征基本稳定。至唐末迁都,洛阳新出现以贞观殿为中心的前殿(正衙)入閤制度,但这一礼仪空间程式于天祐三年(906年)被取缔,转而另确立以崇勋殿为中心的内朝入閤制度。经对贞观、崇勋二殿位置之考证,可知天祐三年洛阳入閤之仪式空间,正衙、内朝殿南北贯通,但并非与宫城中轴线重合,而是处于此轴线之西侧。这对审视唐末洛阳实际政治空间格局、唐两京都城空间的对比研究等,提供了新的参考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