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国旗之争

国旗往往是一种精神、思想或主义的象征。民国建立前后,围绕采用什么样的旗式作为国旗,曾有一场严重的斗争。武昌首义的湖北革命党人主张以铁血十八星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主张以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旗;而聚集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宋教仁、陈其美等与一些立宪派人士,则议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国旗。最后,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以五色旗为国旗,并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颁令施行。国旗主张的不同,反映出不同的思想倾向,也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为我们认识民国建立前后的政治格局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高力士墓志》研究补证

《高力士墓志》记载了高力士世袭、宦绩、家庭及死因等诸多情况,于高力士及唐史研究俱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志传对照,对志文涉及的高力士入宫时间、接受教育、入养假子、除授官职等问题进行了考证,以补充史传记载之不足。     

关于第二轮志书人物志的几个问题

人物志是以反映一地之人物面貌为主要任务的专志,它是志书的关键,志书的灵魂。因此,写好人物志非常重要。     

刘元鼎入蕃路线河陇段考

两《唐书·吐蕃传》中刘元鼎入蕃路线的记载,展现了河陇地区沟通中原与吐蕃之间的路线图。河陇地区地形复杂多样,河流纵横交错,刘元鼎在入蕃途中如何在河州渡过黄河,如何在鄯州渡过湟水的路线等方面,鲜有研究。在论述刘元鼎所通过路线的基础上,再现刘元鼎在小川渡(甘肃省靖远县刘家峡镇小川黄河大桥)渡过黄河,以及在小晋兴城(青海省民和县川口镇)与白水军、绥戎城(青海省湟源县)两次渡过湟水的路线,进一步明确唐蕃之间的交通路线。     

促进书画文物“出圈”、传统文化“入圈”的思考

书画文物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书画文物“出圈”、传统文化“入圈”,核心在于加强书画文物保护,这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是提升民族自信心、提高国家软实力与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书画文物“出圈”旨在让书画文物“火起来”、走进人们的生活圈,让传统文化“入圈”旨在挖掘书画文物优秀传统文化、让其与公众建立共生共长的关系,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让公众感受到书画文物的魅力,以促进书画文物的保护、传承和利用,真正促进书画文物传统文化传承与薪火绵延。因此,文章将深入研究促进书画文物“出圈”、传统文化“入圈”的路径,认为要加强书画文物基础研究,强化书画文物价值认同,做好书画文物科技赋能,讲好书画文物故事,以更好地挖掘书画文物的传统文化内涵,推动书画文物文化传承与发展。     

科尔沁左翼后旗阿仁艾勒遗址调查与遗存试析

科尔沁左翼后旗(简称科左后旗)阿仁艾勒遗址是2007年当地村民发现的,得到消息后旗文物工作站迅速派人前往调查,并采集到几件完整陶器和石器.2009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对科尔沁沙地汉以前遗址进行学术考察时,曾观摩过部分采集标本,其中有些陶器纹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即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希望能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查.2011年5月,吉平、朱永刚在科左后旗文物工作站李占杰等同志的陪同下,再次对该遗址进行调查.鉴于此次采集的遗物对科尔沁沙地史前遗存的识别及文化面貌的了解具有重要意义,现将整理后的初步认识撰文予以发表.     

日本中世末期五山禅僧的“儒·释”论争与其内部分化

"儒释"论争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展开,与中世大批禅僧入华留学活动和宋学东传日本密不可分。就其内在理路和发生脉络而言,该过程大致经历了理论上的"排儒斥朱"→"儒释调和"→"儒释道三教一致"→"排佛归儒"和行动上的"脱佛还俗"。出身相国寺的藤原惺窝和出身建仁寺的林罗山"脱佛还俗"、形成"京师朱子学"一派,不仅是五山禅林内部分化与蜕变的转折点,还是日本"朱子学"兴起的重要标志。由于该过程还反映了中世佛教文化向近世以儒学为宗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转变趋向,所以它同时也是儒学"日本化"的一个过程。     

清代库伦经济雏论

清代锡勒图库伦札萨克喇嘛旗是清政府在漠南蒙古地区设置的唯一的一个政教合一的喇嘛旗,它的特殊性是库伦旗的札萨克达即是旗内行政最高首领,又是宗教最高领袖。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使得库伦旗在经济方面有着特殊性,即形成了寺院经济,它包括农业经济、商业经济、蓄牧业经济,本文对此加以简要阐述。     

民国时期河北旗地管理机关人员考察

满清灭亡后,民国政府接管了河北地区数量庞大的旗地。为了增加税收,充裕国库,历届民国政府都对旗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拍卖。在这一由国家主持的旗地私有化过程中,各级旗地管理机关所属人员的个人操守便成为旗地处分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