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严格执行的禁运:滇缅路封锁前后的中英缅关系

学术界过去关于英国封锁滇缅路的评述,较多侧重英国对华不友好的一面,对其中的隐衷、曲折,对公开禁运政策下的私下纵放、通融,了解和注意不够。实际上,英国在日本的威胁之下宣布封锁滇缅路,确实带有被迫的、不得已的性质。所谓封锁,是限制某几种重要物资的通过,而不是完全截断,严格说,是"限运",不是"禁运"。在封锁期间,英缅当局有若干暗中配合与协助中国的举措,而3个月时间一到,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英国果然又重新开放了滇缅路,而不是像此前中方所担心的那样,将短期限运变成长期禁运,中英双方并尝试推进战时合作。英国在此事件上的双重性表现,除了中国抗战在根本上符合英国的战略利益外,也应该看到,其中未必就没有一些英国政府人士对于中国人民的抗战有同情和支持的一面。     

抗日烽火中的安庆六邑联中

几经辗转建校舍从太湖县城西行约10华里,便到了姜家岭。那里峰峦环抱,环境优美。而随处可拾的断砖残瓦,见证着安庆六邑联中的峥嵘岁月。安庆六邑联中,全称为安庆六邑联立中学,创建于1905年,校址设在今安庆市百花亭,当时“蔚为壮观,为本城各校之冠”。所谓六邑,是指怀宁、桐城、     

戒行合一:从敦煌禅籍透露出的达摩禅的真实内涵

本文作者从现代学术视角,陈述了80年来学术界肯定菩提达摩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定论。接着又从佛教信仰的视角,得出了禅宗《灯录》尊菩提达摩为初祖,具有理论和信仰两方面的合理性。最后从辩证法的视角,认为戒行合一,是从敦煌禅籍透露出的达摩禅的真实内涵,并具有三方面的现实意义。     

谈志书以事系人

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进程中的主体.各项事业的发展变化,都是人们活动的结果,离开具体的人和活动,就不可能有事业的发展变化.志书要重视以事系人的使用,扩大人物入志层面,把人物活动的突出事迹与篇章节目所记事物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有血有肉,生动形象,打破各专志"见物不见人"的呆板枯燥局面,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提高志...     

关于吴简注记中的“中”字

吴简中的入粮食钱布、领付受粮食及户口簿籍等简中常见“中”字注记,用笔有墨有朱,部位有中有下,十分引人注意。整理者认为是“州中仓”的简称,但未进行论证。 由于当时缴纳赋税,粮食付仓,钱、布等付库,原有严格区别,库藏同于仓储,注记“州中仓”的简称“中”令人难以理解,整理者的见解没有受到重视。 本文通过考证认为:当时的库往往附属于仓,而在库藏器物上注记仓库简称为中国古代传统,整理者的见解可以成立。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中晚唐两制草诏格局的形成及演变

中晚唐两制草诏的区别较鲜明地体现在用纸材质上,从学士院成立之初翰林学士张垍用黄麻写诏,到代宗大历年间以内制白麻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是翰林学士院草诏制度的一大变化。在早期的白麻内制中,命相制书是最早且较稳定地归属学士院起草的文书类型。至德宗贞元时期,涉及节度使的除命以及赦文德音、招讨宣慰等重要政务处分的诏令起草,开始较为稳定地归属学士院。宪宗元和时期及其以后,通过对元稹、白居易文集等集部文献中所收诏敕予以归类,可大体展现此期两制分工的整体面貌,其中外制黄敕在各品级官僚群体的除授上皆有行用,而内制白麻的行用则大体被限定在常参官以及五品以上外官的除授范围之内。     

榆次中都城考辨——兼论旧志资料之运用

中都县的历史沿革,涉及山西榆次、平遥两地诸多历史议题。爬疏早期史料可知,先秦至北魏初期的中都县原在今平遥境内,榆次的中都则是北魏时期由平遥移置而来的,二者属前后继承关系。北宋以降,《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逐渐将两座中都的史事相混淆,相关观点又为方志所沿袭和进一步演绎,由此造成不少争议。梳理中都城文献记载脉络,提示我们在新志编纂工作中,应注意对明清旧志中的上古、中古史记载寻求史源,对其加以必要的史料辨析。     

惠觉禅师碑再考

惠觉禅师碑原立于河北省沙河市广阳山漆泉寺,是关于新罗入唐僧人惠觉的重要资料。在已有学者对之展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纠正谬误,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惠觉禅师碑并非《沙河县志》中记载的唐漆泉寺碑,惠觉禅师碑的刻立时间在贞元十年之前,邢台开元寺中出土的两块与惠能有关的残碑都是惠觉在参拜神会以后刻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