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江西省议会中的党派之争

政治现代化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进程中的主线之一,议会制度的建立则是政治现代化的集中表现。以往有关中国近代议会制度史的研究,学者或是从制度的层面论及议会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刘伟:《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议会政治的反思与建构》,《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孔玲:《略论民国时期的贵州省级民意机关》,《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许友书:《1912～1927年四川省议会述略》,     

我们的爷爷——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邢赞亭

我们的爷爷邢赞亭,原是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兼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会委员。提起爷爷,我们从内心肃然起敬。他一生热爱祖国,追求进步,勤学不倦,生活朴素,无私奉献。在每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老人总是旗帜鲜明、光明磊落,无愧于党的忠实朋友、爱国民主人士这一光荣的称号。[第一段]     

举行《宁夏通志·党派社团卷》首发仪式

6月5日,《宁夏通志·党派社团卷》首发仪式在自治区党委机关文体中心举行。本卷编纂领导小组部分领导、各参编单位负责人、本卷撰稿人、自治区有关单位及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了首发式。本卷领导小组组长纪峥主持会议。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本卷主编李刚军对本卷编纂工作进行了总结,表彰了宋志霖等13位编纂工作先进个人,并向宁夏大学、北方民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宁夏图书馆、银川市图书馆等院校赠书。宁夏社会科学院院长张进海代表宁夏地方志编审委员会向本的出版表示祝贺：自治区党委常委蔡国英讲话指出．     

首届中央政府党外人士所占比例

194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政务院各部、会、院、署、行负责人员名单》,公布周恩来等93人的政治面目或身份及职务,注明为中共党员者49人。对此,近年有评价称：“其中民主人士42名,占45％……这种安排,这个比例,超过许多民主人士的预期。”据笔者陋见,持此说者（以下简称“45％说”）,以郝在今《协商建国-1948年-1949年中国党派政治日志》为最早。影响所及,如中央电视台建国55周年专题片《开国》等均沿用不疑。然而,实际情况与此相差甚远,非中共人士（民主人士）应为31人,所占比例为33％,详见以下带“【】”注解。为节约篇幅及醒目起见,名单对49位中共人士的说明从略。     

印度前总理、独身政治家——瓦杰帕伊

他孑然一生,却赢得了多党派的认可;他是一位诗人,但更是一位政治家;他早年就名扬政坛,但年近古稀才荣登总理宝座;他是一位与人为善的老者,但也是一个以强硬著称的领导人;他有过执政13天即下台的尴尬经历,也有过掀起“瓦杰帕伊浪潮”的辉煌成绩;他历经坎坷,有着三上三下的传奇故事。他就是瓦杰帕伊——被外界称为“最适合做印度总理的最佳人选”。     

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

东北是战后中国诸多矛盾的交汇点,中苏、中关、国共所谓三国四方关系在此交织,极大地影响着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明为经济问题,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暗又不可避免地与中苏、中关、国共关系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的发展变化等纠缠一体,表现为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苏联强占所谓“战利品”,并要求经济合作,既无法理依据,又乏道德立场,且事关中国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国民政府的拒绝应为正当。但实际上,国民党在战后东北所处为两难处境,如何既不失国家与民族利益,又维持其党派利益,需要高度平衡的政治与外交战略战术。而国民党对东北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应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此问题上,国民党徘徊在谈与不谈之间,前方与后方的看法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又不能恰如其分地协调一致,更因苏联对东北“过度之安全感”,使得国民党无论做出何等让步,苏联总是“猜忌不安”,从而不断制造麻烦。这又使国民党内对苏联的看法分歧不一,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最后的失败结局也就事出必然。     

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

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是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却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的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因此,无论中间党派如何动摇,理解其立场,尊重其愿望,照顾其利益,都是现实政治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战后中国对越政策的演变——以中国国民党对越党派工作为中心的探讨

战后中国国民党对越党派工作先后经历了以“越南亲华党派”、“越南独立同盟”、“保大”为工作重心的三个阶段。通过对战后中国国民党对越党派工作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从扶植对象的选择上看,意识形态并未成为其抉择取舍的“一元”标准。随着越南内部情势、中国国内和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力、越南内部各党派的实力,以及法方对越政策的演变,均成为中方研商对越方针时所考量的重要因素。从工作方式上看,战后中国国民党对越党派工作以道义声援和暗中策动越南内部各党派合作为主。拒绝实力援越。从实施效果看,中方对越方针落在纸面上的颇为全面周到,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则大打折扣。之所以如此,有时是因越南局势瞬息万变而主动放弃,但更多情形则是因方针本身的内在矛盾、对越工作机构之间的相互掣肘和国内国共争斗的日趋激烈等因素而无从、无力实施。     

一七九八年《惩治煽动叛乱法》与美国“公共领域”的初步发展

1790年代,在激烈的党派斗争中,联邦党与共和党都利用报刊等出版物传播观点,希望赢得民心。1798年,联邦党人促成颁布《惩治煽动叛乱法》,意图阻止共和党煽动反对政府,维护社会稳定。随着法令的颁布与实施,除了共和党,还有众多报刊编辑与普通民众参与到反对法令的活动与争论中。在广泛而深入的争论中,联邦党与反对派阐述各自立场,并将他们的主张付诸实践。这个动态的过程充分调动了报刊、小册子与其他公共媒介的能量,政治精英与人民通过这些公共媒介展开互动。尽管公共领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是党派斗争的工具,但是围绕法令的争论与行动在客观上使公共领域成为美国早期民主运行的重要媒介。     

续修县志体例十谈

一、执政党是否单独立卷。与首轮修志不同,各地二轮修志大多将执政党从党派团体中抽出单独立卷。其理由是：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由执政党来驾驭和掌控的．其地位和作用是其他党派无法比拟的。此外,执政党一章内容篇幅太长,只有单独列卷,才显协调。但也有少数续志仍将各党派合立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