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团的特殊任务是掩护遵义会议

1935年1月,由乌江边败退下来的敌人,直向通往遵义大道的猪场逃窜。六团和我们红四团一路紧追,六团为先头团,他们首先占领遵义城。随后,我们也到了。这时,经过战斗洗礼的遵义城沐浴在朝霞里。我们看到,楼房鳞次栉比,街道宽阔,店铺很多,有的已经卸下门板开始营业,鲜红的桔子、松软的蛋糕、装潢华丽的云烟和装潢古朴的茅台……真是琳琅满目。看久了茅屋、野店、小径和山路,再看到贵州第二名城,干部战士都颇为惬意。休息号吹响了,我们准备暂时就驻扎在这里。休息号吹过不一会儿,警卫员小白急匆匆地跑过去,说:“刘伯承总参谋长来了!”我和耿飙同…     

地方党史编写点滴谈

中共地方党史是整个中共党史的组成部分,是中共党史的基础。党的创建、发展、壮大都与地方党的活动紧密相连。如果没有地方党组织作基础,没有地方党组织创造性地工作,无论是党领导民主革命夺取政权,还是在执政之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今天的改革开放,党的历史便无从谈起。因此,地方党史的编写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共上海市奉贤区委史志办公室

奉贤区史志办公室是直属奉贤区委,区政府领导,专司编史修志的职能部门,承担着奉贤地区的党史研究,方志编纂,年鉴编辑的重要任务。     

胡乔木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态度

胡乔木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前后持有相反的态度。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理论动态》第６０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转发。之后,有一种说法：当胡耀邦同志在受到来自坚持“两个凡是”的党中央负责人的巨大压力之际,６月２０日,胡乔木同志曾到耀邦家对他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再争论下去要造成党的分裂,汪东兴已在讲你代表哪个中央了,所以,应立即停止争论。胡耀邦同…     

体制与模式——对首届修志若干问题的思考之二

本届修志已历时近20年,然而,至今地方志系统的省、市、县三级机构体制却从没理顺过,设置模式也是多种多样。修志之初,省级机构单独办公者有之,省政府办公厅代管者有之,省社科院代管者有之(属其者也有之);市县一级的机构也是单独办公者有之,与党史办合署者有之,与档案局合署者有之。后随着方志事业的发展,省市级机构大多数逐渐独立,成为一级政府部门直接领导下的常设机构．但还有一部分体制依旧。     

跨世纪的中共党史研究与我们的任务

这次会上同志们可能有所感受,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重视党史工作。中央领导同志是把党史工作放到整个党的工作的大局中,放到党的建设的大局中来讲党史工作的。为什么中央领导同志要把党史工作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上来定位,来要求我们呢?我们现在面临着繁重的跨世纪发展的历史任务,这就是要把20世纪最后20年所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各方面体制,到2020年要定型。     

“四人帮”组阁与毛周长沙决策

1973年,中共十大之后,面对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这是一个关系中国未来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     

利用史志资料组建名人档案为社会服务

望奎县史志部门近年来,充分利用史志资料,组建名人档案,配合开展的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活动,为发展县域经济,为全社会改革开放服务,取得明显成效。     

两个“历史决议”在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20年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在今天的座谈会上,我想就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也就是两个“历史决议”在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讲一点粗浅的理解。     

中共“一大”会议发起筹备的情况

对于中共“一大”会议．党史学界在会议的召开时间、与会代表、会议内容等问题上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一大”的发起筹备问题上．党史学界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了,这可能同史料的缺乏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