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民间借力

去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共中央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如果今年能推出落实的硬措施,中国的改革事业能有新进展,自然是顺天应人的大好事,我们翘首以盼。     

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

<正>2010年1月27日《参考消息》转载了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题为《中国的党内民主与政治安全》。所谓"政治安全",作者所指就是"人们常说的执政党长期执政的政体安全"。作者明确指出:"政治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者最关切的问题。只不过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     

党内民主缺失的教训

1958年2月,彭德怀送来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是他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的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青岛市崂山区史志办在所辖社区广泛征集区志入志人物

为把崂山区建置以来的第一部志书修好,将崂山区志中的人物收录齐全,成为纵贯古今,横联百业的“一方之百科全书”,近日,崂山区史志办在全区所辖139个社区居委会中进行了人物征集活动。征集范围包括社区名人物（含正反两方面人物）;担任正县级（正处级）、军队正团级及相当以上职务、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研究生以上学历;区级以上劳动模范,省委、省政府以上表彰的先进人物;村中的能工巧匠（有省级以上证书、成果,或在市以上电视台专题报道,名企业家等）;体等方法有较高声望等。至2006年9月中旬,共征集入志人物236名。     

国民党与善后会议关系考析

善后会议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国民党对于这次会议的态度十分复杂且数度变化,其初为允,而后为争,最后为拒。国民党与段祺瑞政府就善后会议发生的争执具有“主义”乏争的色彩,但双方更主要的是在争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控制权。为了实现和平统一,孙中山曾提出妥协方案,表现出愿同段氏共谋善后的倾向;段也在会议人员构成等方面作了一定的让步。但由于国民党缺乏实力,在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组成的反直同盟中居于相对弱势,未能迫使有奉张支持的段政府做出实质性让步,双方关系最终破裂。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内部出现左、右分野,仍有一部分国民党人参与了善后会议。     

红烛燃尽 光芒永存——怀念我的导师乔志强先生

乔志强先生(1928-1998)。山西交城人。生前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并担任山西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指导小组成员、山西省历史学会理事长、山西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山西省政协委员兼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     

党内合作形式与大革命的结局

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破裂,对于毫无思想准备而又几乎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来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刚到长江流域的大节命也就此结束。是什么原因导致大革命的失败?除了早有定论的主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探讨大革命失败教训时绝对不能忽视而往往又容易被遗忘的,这就是两党合作的形式——党内合作,它在促进大革命高潮产生和促使国共两党力量迅速壮大的同时,也为国共关系埋下了猜疑、不安,直至破裂的种子。     

两广与福建事变关系述论

1933年底福建事变前,两广与十九路军联系较密切,事变发生时,两广却站到了对立面,至十九路军被镇压后,两广则重新与参与事变的领导人建立关系。双方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盟友——政敌——盟友的循环。双方关系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两广方面,尤其是陈济棠对十九路军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然而,更进一步看,这种亦敌亦友,非敌非友的关系,在国民党内部的争斗中又是具有相当典型性的。     

创造讲真话的环境

谁都说要讲真话,但讲真话不易,需要大家努力,创造一个讲真话的环境。由于不讲真话,1958年“大跃进”招致严重后果,1959年“反右倾”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     

胡耀邦称道“了不起”的途君虎

题记：有一桩发生在1947年的烧杀抢掠黄金商行案(野史称之为“永和金号惨案”)曾引起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注意,他亲自召见该旧案的审理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邵阳县县长、解放后先后担任湖南省参事室参事、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的徐君虎,对他的刚正不阿慰勉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