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党争人物的地理分布和特征

明代晚期是整个明代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一个阶段,浙党、魏忠贤阉党、东林、复社,彼此之间的政治党争呈现错综复杂的形势。其中,鲜明的地域性派别成为晚明党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党争中所体现的地域扶持和异派倾轧,与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员构成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通过对这些派别主要成员的籍贯的地理分布的研究,可以对当时的某些政治现象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     

美国的党争

美国政党之间、政党内部的斗争,似乎是世界上最激烈的党争。但其实可能并非如此。"最激烈"的印象,既是美国党争——无论是政党之间,还是政党内部——公开进行的结果,也是美国媒体自由报道的"结晶",当然,更是美国事务——不仅是党争——成为世界事务的现实衬映。美国党争的结果,不仅关系到美国的利     

熙丰党争补论

熙丰党争,除了围绕新法具体内容而展开的争论外,还在“祖宗之法”、“义利”、“开源节流”等深层次问题上进行了辩论。王安石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而反对派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从实践来看,变法派观点更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但变革对象只是政策设施,而不是赵氏政权“维系防范的基本原则”。王安石引用发挥《易》中的“利义之和”观点,为理财制造舆论,而反对派则直接援引孔、孟的义利对立观点,批评和阻挠变法中的理财。在如何理财上,王安石主张节流但更强调开源,反对派则坚守节流反对开源。这三方面内容,层层深入,是两党争斗的理论依据。     

明抄孤本《国朝册府画一元龟》新考

《国朝册府画一元龟》是一部科举用坊刻类书,与《类编秘府图书画一元龟》类名、体例相近,内容相异、互补,成书时间、刊刻地应具有较强关联。该书编类、引书广泛,引书以《续资治通鉴长编》《丁未录》等私家著本朝史为主,编目受《国朝诸臣奏议》影响。但全书类目、内容、体例并不均衡、统一,神宗以降特别是徽、钦两朝,类目编排、收罗史事专以“党争”为中心,高度依赖《丁未录》,更似“纪事本末”体,这种类目编纂与取材方式体现了当时的科举要求及时人本朝史观。该书可能受嘉泰禁私史冲击而长期湮没无闻,现仅赖明抄残本得存,该本应即《文渊阁书目》所记“画一元龟”之副本,清初已残缺,长期置于内阁大库,此后作为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藏书之一,流转北京、上海、美国、台北多地。     

周邦彦《重进〈汴都赋〉表》系年考

周邦彦的《重进〈汴都赋〉表》不仅是其四六文的代表作,也是研究周邦彦生平最重要的材料之一。王国维以来,学者都认为王明清《挥麈录馀话》记录失实,将此文系年于哲宗朝元符年间。通过对《重进〈汴都赋〉表》的文本细读,及其与宋代其他史料的互证,可以证明王明清对此文的记述基本属实。周邦彦重进《汴都赋》一事当发生在徽宗朝政和七年六月十八日面见徽宗以后。这也为考察周邦彦党附蔡京之史实与提举大晟府之时间等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佐证。     

晋初的党争与上流社会腐化的原因简

司马炎在位期间,朝廷一些政治派别纷争异常激烈,且上流社会的腐败风气也渗透于政党纷争中,武帝也努力为此做出相应的对策。这些腐败风气和党派斗争构成了高层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不但对前期西晋的政治格局影响很大,而且对王朝后来的历史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阐述西晋初期的党争与上流社会腐化这两种现象,以及造成这两种现象的深层原因。     

从苏轼岭南诗看其出世与入世思想的一致性

苏轼是北宋杰出的大诗人。他的一生处于北宋中期新旧党争而陨落的过程。青年时期,诗人怀抱济世救民、建功立业的雄心大志。这时期的作品,绝大多数充溢着昂扬乐观的情绪和热爱祖国锦绣河山的思想感情,令人感到诗人“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象《初发嘉州》、《巫山》、《入峡》等等,无一例外。诗人虽自幼便受道家思想的薰陶,诚如《众妙堂记》所载：“眉山道士张易简教小学,常百人。余幼时亦与焉,居天庆观北极院,予盖从之三年。”     

《明光宗实录》、《三朝要典》的编修

《明光宗实录》和《三朝要典》是明代天启年间的两部官修史书,纂修于明末党争激烈的背景之下。《明光宗实录》经过改修,其初修本与改修本反映了力求直笔与肆意歪曲两种不同的撰史态度。《三朝要典》的编纂则与一系列的私史之禁联系在一起。     

北宋党争的再评价及其思想史意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北宋党争的时间延续之长,卷人人数之多．斗争之复杂激烈,都是极为少见的,其影响的广泛,亦涉及有宋一代思想文化的各个层面。深入研究北宋党争的实质及其影响,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评价宋代思想文化的总体风貌和特征,了解和把握中国思想发展史的演变轨迹,无疑都是十分有益的。     

南明“奸臣”负面形象在后世的塑造——以田仰为例的考察

清代史家深受东林、复社门户成见的影响,在南明史著述中塑造了一批"奸臣"的负面形象。田仰虽有坚持抗清的事迹,但因与马士英关系密切,也被党社人士和后世学者视为奸臣。钱海岳《南明史》沿袭了传统观点,将田仰列入《奸臣传》。部分后世南明史著述为贬斥和丑化"奸臣",存在着不少歪曲史实之处。这些著述对田仰的抗清活动着墨甚少,并杜撰出他的若干负面事迹,使其形象遭到了彻底的奸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