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老子：两个不同的精神维度

孔子与老子是中国历史上横跨千古的两位思想巨人．他们分别开创了儒家与道家学派．从而一举奠定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格局并进而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将孔子与老子进行对比是一件十分有趣且意味深长的事。     

魏斐德,给历史温度

正魏斐德(1937—2006),与孔飞力、史景迁并称为美国汉学界三杰。曾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美国历史学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会长。晚清末年,山河飘摇,一场鸦片战争,最终拉开了帝国崩塌的序幕。170多年来,对这场战争的思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各类探讨它的书籍汗牛充栋。其中,2014年10月再版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别具一格。这本书是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的成名作,出版于1966年。书名中,"大门口"指的是     

张栻:一天查办十四个贪官的南宋政治家

正提起南宋张栻,人们想到的便会是"朱张会讲"、"孔庙先儒"、"湖湘学派"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名词术语。的确,张栻与朱熹讲学于岳麓书院,成为儒学史上一大盛事;张栻家学深厚,师承当代名儒多人,兼收博采而又能独出己见,著作等身,遂成一代理学大师,从祀于孔庙;张栻从小扎根于湖湘之地,长期主持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吸引了全国成千上万的学子前来求学问道,有人甚至"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使"湖湘学派"成为了名极当时、影响深     

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

“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国内外史学渊源。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核心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它彰显了由此观念指导下的整体社会史取向和研究实践。从较广泛的分析角度看,在国际史学发展格局重新调整的现时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效仿。它对国际史学发展的推动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集中体现了该学派及其整体史学研究的国际反响。     

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

邓拓自幼浸染于儒家传统文化中,自然就把生命的超越之路定在对历史正义的追寻中,而不是定在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中。个体如何面对青史的问题,对邓拓而言,同时也是个体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儒家文化之外,邓拓还深受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为一名现代志士,他继承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历史正义观念的同时,又扬弃了儒家文化与时代不相契合的传统意识形态内涵,而代之以马列主义。这样,他对历史正义的追求,就落实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他忠诚于马列主义,往往又把革命组织、革命领袖认同为马列主义的化身、历史正义的化身,这样,当革命自上而下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本人忠信见疑的时候,他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生命被抛出历史正义事业之外、难以实现生命超越性追求的焦虑。当他对革命自身的失误作出反思的时候,他只可能站在革命主体一员的位置上,对思想方法等问题作出反思、批评;不可能跳到党派之外质问领袖、质问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当外部环境异常残酷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自己的尸骸去填充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鸿沟,而不是去质问这种历史理性的合法性。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与英国学派的传统历史叙事北大核心CSSCI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被公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巴氏一介布衣,凭借学术成就而受封爵士。他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剑桥大学度过的,先后担任了现代史教授（1944-1963）、钦定讲座教授（1963-1968）。巴特菲尔德是一位有着独创性、多才多艺、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出版笔谈——我们为什么移译《封建社会》？

马克&;#183;布洛赫是我国学术界熟悉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史学家,他的《法国农村史》等重要著作早已被译介给我国读者。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封建社会》中译本,可以使广大读者更多地了解布洛赫的史学思想。作为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洛赫在历史学研究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封建社会》以“总体史观”为指导,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比较研究等诸多研究方法,对西欧封建社会做了超迈前人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研究方法祓年鉴学派的几代学者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对国际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封建社会》一直在推动着国际学术界对封建社会史的研究。为了使我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封建社会》这一史学名著,我们邀请几位学者从相关角度笔谈该著作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希望这一著作的出版和笔谈有助于我国封建社会史的研究。需要向读者特别说明的是,学术界对封建社会的有关术语的翻译在习惯上有所不同。如,在现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布洛赫《封建社会》中译本中,“封土制”一般译作“采邑制”,“封君封臣关系”译作“附庸制”或“附庸关系”,“封主”译作“领主”,“封臣”译作“附庸”。这些不同译法属于约定俗成,并无涵意上的差别。参加笔谈的各位学者因各自的习惯不同,在这些术语的使用上也有差别,我们在编辑时没有强求统一。另外,笔谈文章中凡《封建社会》中译本的引文,只注页码。     

从清代汉宋关系看今文经学的兴起

乾嘉汉学鼎盛之时,汉宋对峙更加凸显,但因寻求义理的内在需要：其中又滋长着调融宋学的潜流。汉、宋之学陷入困境,士人乃日益从今文经发掘“微言大义”,从而落实由考据以求义理的主旨。今文经学因之兴起。并在晚清经世致用及汉学义理化趋向中发展起来。     

评南高师的史地学研究

南高史地学派是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研究会会员之统称。他们与传统史学有着较深的渊源 ,注重史地之学 ,反对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 ,故而传统见解将他们定性为保守的或者守旧一派 ,与北大新文化派之“新”相对立。就治学而言 ,南高史地学派并不守旧 ,且与北大新文化派颇多相似之处。新旧的简单对立 ,无疑掩盖了南高史地学派的真实面目     

张芝联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

一、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就建国以来所开展的外国史学史研究而言,如果我们无视张芝联先生(1918—2008)的贡献,那么这段史学史的历史不但会显得苍白,甚至还会出现空白。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史学界欧洲史、法国史和史学史研究的一流学者,张先生从不主张东施效颦、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的史学潮流。相反,在他的论著以及与外国学者的交往中,他一直坚持保持自己一个中国学者的立场。这一立场,意味着中国学者在接触、引进西方学术的时候,必须基于中国学术的传承,符合中国学界的实际需要。张先生1986年在美国威尔逊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迁。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外国的经验有许多启发、示范作用。但他同时强调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照搬一个既有的模式或者按照一个现成的菜谱做菜”。①他在这里描述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情形,但也可视为是一种夫子自道。张先生在1991年为高毅《法兰西风格》一书写的序言中也称赞说,“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亦步亦趋地效颦某种流派”。②概括张先生的观点就是,史家必须与时俱进,不应囫囵吞枣、不分青红皂白地照搬、照抄,因为学术思潮的形成,通常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而文化背景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