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经学分派和章梁交谊

梁启超、章太炎论述清代经学流派,以常州今文学派与吴派、皖派并列。章太炎宗古文,与梁启超不同,但双方也有共同点。梁启超、章太炎在1902年论修史,谈学派,互相商榷,因为都想从中国历史中寻找救国之路。即使政见不同,也会"不及择音";即使批判学术,还注意"攻击政党"。1902年以后,随着革命、改良的分野,情况就不同了。     

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家庭这一社会的细胞、伦理实体的内容之一,其伦理建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独特的功能。本文从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入手,介绍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基本内涵,论述了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时代价值。     

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制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经成为我国走向新世纪的时代口号和社会目标。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不仅要借鉴国外法律文化中的精华,也要批判地继承国内的法律历史遗产。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中,儒家法律思想居于主流地位,为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     

桐城派与汉学关系辨析

从表面看,桐城派与汉学家的矛盾似乎起于个人恩怨,但从本质分析,学术分歧才是两者交恶的根本原因。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学兼综会通成为当时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桐城派出于现实的而非学术的原因,顺应了汉宋兼采的学术大势。     

“欧洲中心论”与世界史研究——兼论世界史研究的“中国学派”问题

在世界史研究中,存在着“假定前提的欧洲中心论”、“文化传播的欧洲中心论”以及“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论”三种“欧洲中心论”。它们是一种同构关系。替代论、调和论和修正论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三种批判形式。批判“欧洲中心论”不仅是创建“中国学派”的理论前提和实践路径,而且有助于中国世界史学界健康积极的心态和生态的生成。拒绝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培养理论方法论上的自觉意识和批判精神以及将本土学术资源与西方的学术成就结合起来,是创建健康的、自觉的、开放的“中国学派”必须跨越的路径。就中国世界史学界而言,最关键的是寻求和建构一种“中介”即对话和争论。只有构建世界史阐释的“多元主义”视角,非西方学术界（包括中国世界史学界）才能在世界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并搭建起相对公允的学术对话平台,才能完成学术文化上的“解殖”任务。     

试论儒家语境下"水火之喻"的本义消解

子产的政治观念与执政实践都趋向猛政,“水火之喻”原本是对其猛政主张的说明,“宽猛相济”自非是子产“水火之喻”的本义。然而在传统儒家的宽政语境下,学者对子产猛政的历史存在要么漠然视之,要么权变调停,要么根本否定其真实性,子产“水火之喻”的本义因而也不断被消解。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动因是,子产在春秋政治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而隆崇地位,儒家试图将子产思想作为资源纳入其宽政思想体系,其结果是史实屈从于观念。     

论霍布斯鲍姆的史学思想

霍布斯鲍姆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国际历史学界新社会史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指导下,改造西方历史学界的社会史观,重视下层社会的研究,形成颇具特色的新社会史观,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得到发展和创新。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的学者,霍布斯鲍姆在继承传统历史学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现实历史发展的进程,对历史、历史学家、19—20世纪历史学发展、历史研究的预测、历史研究的技术等问题发表了新见解,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奠定了他在20世纪国际历史学界的地位。     

论管子学派轻重篇的货币理论

由于《管子》的作、成书的时代及其篇章的复杂性,故将《管子》视为一个学派的成果。《管子》的轻重篇具有相当丰富的货币资料．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理论。所谓轻重篇,除了名为《轻重》的六篇以外,《巨乘马》、《乘马数》第十二篇也属轻重篇。这些作品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其形式均为齐恒公同管子的对话：二是它们的内容都与经济有关。在讨论经济时。有意无意地论及了货币问题,由币分三等、货币的定义和功能以及黄金货币构成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货币理论。     

资本的人格化：近代欧洲法人学说之争及其启示

随着近代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大公司法人的兴起和发展,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欧洲学术界围绕法人的本质和起源问题,形成了不同的学说流派,展开了一场跨世纪的国际学术争论。这场法人学说之争始于德国历史法学派,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法学派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英美法学派,在这场学术争论中山鸣谷应,和而不同,融汇共生,最后各成其说,影响深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回归这场国际学术争论的起点,重新认识这场争论,法人的本质和起源问题便豁然开朗。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表明,法人是经济社会内容与法律制度形式相统一的社会有机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法人本质上是资本的人格化;法人人格也只不过是资本人格化在法律领域的反映,是法律对资本集团事实人格的确认或承认。在其现实性上,法人与个人不是对立或分立的关系,而是有机统一的关系,二者统一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法人与资本一样具有历史性。公司法人的出现,是资本人格化的内在要求、实现方式与具体体现。公司法人的永续性,只不过反映了资本追求无限增殖自身的价值运动过程。     

论20世纪初越南汉学之发展——以《游学报》为例

20世纪前20年,汉学在越南被称为“Hán h.c”（汉学）,偶被称为“Trung h.c”（中学）,由于该国悠久的儒家科举历史,“汉/中学”被认同为儒家思想和儒家学说。20世纪初,越南汉学史的研究从越南的“本土叙事”出发,可以有效避免任何忽视现实多元性的宏大叙事。按照这一思路,本文通过中圻（保护地安南）阮氏王朝（Nguy n court）赞助出版的新闻简报《游学报》个案研究,集中探讨儒家伦理在20世纪早期越南的传播。为了使安南在技术上实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化,同时又不触及其政治制度的基础,阮氏王朝利用这份简报作为论坛,宣传根据西方哲学和伦理道德解释的儒家价值观,以使其青年精英在海外学习期间远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