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周之际的乳钉夔纹盆形簋——关中地区先周时期铜器群探索之三

乳钉夔纹盆形簋主要出土于关中地区,是探索先周文化铜器群的重要研究对象。根据乳钉、夔纹特征及其组合关系可判断乳钉夔纹盆形簋的年代上限为殷墟文化第四期。根据纹饰特征可将关中地区商周之际的乳钉夔纹盆形簋分为三式,Ⅰ式的年代上限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早段,Ⅱ式的年代跨先周晚期至西周初年,Ⅲ式的年代为西周早期。Ⅱ式簋主要出自关中地区商周之际的中小型墓葬,其背后反映的是关中地区在先周晚期的社会复杂化,中小贵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为西土集团的崛起奠定了重要的礼制基础。乳钉夔纹圆鼎也是探索先周文化铜器群的重要对象,与乳钉夔纹盆形簋的关系密切,两者以一鼎一簋方式构成的随葬铜器组合有可能早至先周晚期。随着西土集团的东进灭商,乳钉夔纹盆形簋和乳钉夔纹圆鼎在东方地区的出现已晚至西周早期。     

汉墓出土镶棺铜璧形饰研究

本文根据考古材料将汉墓出土的镶棺铜璧形饰分为两类。第一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大,年代为西汉至东汉初,分布较广,其性质与镶棺头挡玉璧相似,意旨是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第二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小,年代为东汉中晚期,主要分布于重庆巫山一带,是巫山工匠在第一类铜璧形饰基础上改造创新而形成的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圆形铜牌饰,其性质有引魂升天之意,亦有表现仙境场景。随着东汉墓葬结构及用玉方式的转变,第一类铜璧形饰衰退与消亡,出现了更多装饰于棺头挡悬璧图、十字双弦穿璧图、龙穿璧图。     

晚期巴蜀文化的地区之别——以四川盆地战国时期铜璜形饰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盆地战国至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铜璜形饰与其他地区表现出大体同步的发展趋势。借鉴了广义中原文化体系中的铜璜形饰,但加上具有地区性特点的纹饰,甚至其形制亦被纳入巴蜀符号体系,使得四川盆地已发现的多数铜璜形饰都可以归入巴蜀系铜器范畴。这充分体现了巴蜀地区在物质文化交流上的超强吸纳与融合能力。因地理环境及对外交流上具有不同特点,成都平原和渝东地区在铜璜形饰的使用种类上也存在一定差异。西汉中晚期以后铜两头动物形饰的流行区域仅限于渝东区域,再一次说明了两地在丧葬习俗和文化发展特点上的差异始终存在,这也是巴蜀文化地区差异的缩影。     

明清契约文书篇末绝止符号研究——以“行”形为中心

石仓契约文书篇末有"行"字及"行"形符号,其他地区明清契约文书也有类似情况。明清契约文书篇末的此类符号与敦煌契约文书绝止号一脉相承,是符号文字化的具体表现。其来源可追溯至西周时期。     

玛雅探秘

正考古学家认为,古典玛雅是西班牙殖民时期前美洲大陆上最灿烂辉煌的文明,玛雅时代是无法超越的,史无前例的,巅峰鼎盛时代。墨西哥尤卡坦半岛拥有最为典型的玛雅遗迹,玛雅人精通的建筑学、天文学、数学、占星学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完美体现。以旅游胜地坎昆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奇琴伊察、科巴、图卢姆玛雅遗址……这一片片未知的神秘圣地,吸引着我一探究竟。我试图走马观花,采撷那些虚幻的浮光掠影,拣拾残存的历史碎片,推测还原     

福泉山良渚文化玉器

福泉山位于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的西侧,高7.5、东西长94、南北宽84米,是一座良渚时期人工堆筑的高台显贵墓地。1979年试掘,1983-1987年三次发掘,对墓地作全面揭开,在其中发现了良渚的燎祭祭坛1座和墓葬30座,墓内器物除了用陶、石、骨、象牙制作之外,出土了玉器613件(粒)。这批玉器大部为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礼仪用器,在墓内置于墓主的身侧,如M9、在墓主的右侧,从头到足见石斧3、石钺5、玉锥形器4、锥形器套管5、玉璧4、玉琮1、琮形镯2、琮形管2、玉钺2、玉镯2、玉坠1、石坠1、玉杖端饰1、玉珠管     

《伍子胥变文》校读记五则

《伍子胥变文》是敦煌变文中的名篇,虽然为之校勘注释之书已然不少,但是“子胥告令军兵”、“君不索吾身命,由自予之”、“隈形即立”、“抽刀剑吼”等处之解释仍未能餍心切理,或者校注者漏释,或者当另作他解,文意方通.     

兔形玉件的演变

玉器上的兔题材作品可归纳为单体玉器和兔纹玉器两类,前者主要见于商周时期的片雕玉器和隋唐以后的圆雕作品,后者包括兔纹饰和宋明时期图画般效果的兔纹玉器。最早的兔纹玉器为嵌饰和佩饰,自隋代以后出现书镇、耳饰等功能。在审视这些兔纹玉器时,有必要把它们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并与其它类型的工艺品相关联,从而能比较完整地去认识这类玉器。     

东汉狮形石兽初论

目前发现的最早狮形石兽属东汉时期,造型基本上为狮首翼兽。本文根据现存的狮形石兽资料,将东汉时期狮形石兽分作两期,即安帝至桓帝时期、灵帝至献帝时期。在此基础上,探讨狮形石兽在造型上的演变,进而探讨其造型特点与渊源。     

素圈椅的制作与欣赏

在古典家具的制作和鉴赏中,家具的器形和细节处理是关键;在对古典家具的研究和制作实践中,我发现＂线形＂和＂线型＂中都有些至关重要的细节变化,需要用心去体会和把握,在变化中找到规律,在规律中把握前人的制器精髓,从而深刻地领悟中国古典家具＂器形愈简,神妙愈难＂的妙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