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视域下的中共党史研究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活动,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展开;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文化。应当说,文化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面相,中共党史的书写不能缺少文化史的维度。     

互联网+背景下农家乐线上线下营销协同发展研究

21 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已经不满足于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逐渐提升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于是孕育出各种各样农家乐项目。本文首先指出发展农家乐项目的意义,之后对现行国内外农家乐项目的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对策——主要在先前学者提出的相应对策基础上联系实际提出互联网+背景下农家乐线上线下营销协同发展的手段以推动农家乐的发展,最后对预期效果进行预测。     

李白与牛顿的“遇见”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出自李白:的五言组诗《月下独酌》,写他怀才不遇的心境:他一个人在月下花丛独酌,突发奇想举起酒杯,对着当空明月共饮。这"三人"便是李白、明月以及李白的影子。从一人到三人,场面顿时热闹起来,也刻画出李白豪放乐天派的底色。那这里的第三个人。     

福建平潭榕山遗址发掘简报

榕山遗址是一处包含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唐宋等时期遗存的海洋性聚落。2018—2021年,厦门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灰坑、墓葬、房址、沟、水井、堆石、犁沟等遗迹,出土了陶器、石器、玉器等遗物。此外,还发现了鹿角、水稻等动、植物遗存。榕山遗址是一个长时段且较为连续被使用的古遗址,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平潭岛乃至整个闽江下游、闽东沿海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丰富材料,亦有助于探讨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等相关学术问题。     

博山窑红绿彩瓷器赏析

淄博地区的彩绘艺术在我国近代陶瓷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约兴起于清代中晚期,以乡村艺术为显著特点,其中以博山窑最具代表性。而博山陶瓷的彩绘艺术以博山窑红绿彩为主要代表,且一诞生就遍地开花、大放异彩,成为北方地区陶瓷的特色瓷种,更是展现出了博山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地域特色,匠人的智慧与勤劳得以淋漓尽致地体现。     

对新时代戏曲文物保护传承的思考——以山西省长子县下霍护国灵贶王庙为例

山西省长子县文化底蕴深厚,能为“文化发声”的文物古迹恒河沙数。其中,长子县下霍护国灵贶王庙作为该县保存较好的古建筑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当地信仰及演剧活动的历史见证。古戏台是研究神庙剧场不可或缺的部分之一,作为观演场所的古戏台,不仅说明了戏曲演员与民众之间的观演关系,更表现出了传统戏曲的艺术形态。文章以长子县丹朱镇下霍护国灵贶王庙为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运用民俗学等学科相关知识,探析其产生的民间信仰、形成发展的建筑特色,以及神庙与戏台间衍生的礼乐观,期以此在城乡建设中能够加强对戏曲文物所承载的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新型城镇关系下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管理研究 ——以梧州市泗洲岛下俚文化开发为例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关系下的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重点.其中,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创新,使得两个产业在融合中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本文以梧州市泗洲岛下俚文化开发为例,探究了在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与管理,对文化旅...     

淅川下王冈龙山至二里头时期陶器群初探

本通过对淅川下王冈遗址龙山至二里头时期陶器群的类型学分析,对于该遗址在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化面貌、来源、构成因素与功能结构作出分析,并对当地族群的形成与整合进行了初步探讨。     

东汉三国长沙临湘县的辖乡与分部——兼论县下分部的治理方式与县廷属吏构成

秦汉国家在地方统治中推行郡县制,而在县以下诉诸分部的治理手段。除由县(或郡)派出属吏驻于固有地域单元,形成诸如乡部、亭部等管理系统外,县廷事务的办理多采用在界内依方位派出直属吏巡行的模式。对县下分部,学界以往的认识停留在廷掾“监乡五部”的制度史层面,而固定片区简牍文献的密集发现,为解剖麻雀式观察县下治理场景提供可能。本文即依据出土汉、吴简牍对长沙郡首县临湘辖乡与分部情况进行的研究,先借助统计手段,考证东汉、三国临湘辖乡的数量和名称、乡部属吏的设置;继而考察县下方位部的划分：东汉临湘县置左、右(城中)、东、西、南、北(城外)六部,桑乡单为一部,以行监察诸务,部内大吏以劝农贼捕掾或邮亭掾为名,无固定治所,常以亭为“在所”;至三国,乡部及其属吏系统隐退,县内事务主要由县分部派出执役者办理;以嘉禾四年(235)八月为例,临湘侯国的辖乡组合为六部,各置劝农掾。在方位部执役之吏,服务于县的性质凸显,以往多被归于诸曹吏,实应属外部吏,与门下吏、诸曹吏构成分立的县廷属吏格局。     

揭示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安特生与《中国为世界而战》

以发现仰韶文化闻名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1937年重返中国,出版最新研究成果的目的因全面抗战爆发而落空,却于1939年出版了英文版《中国为世界而战》。该书不仅对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予以充分肯定,对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精神给予高度赞扬,而且比较早地揭示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特别强调了国际社会对华援助的必要性。安特生甚至试图通过向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和国会议员赠书的方式,促成英美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该书不仅饱含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也展现了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