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龙达造像碑考释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受中国的立碑供奉纪念的影响,与中国古代的碑刻相结合,于是产生了佛教造像碑。佛教造像碑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的宗教造像形式,是古代将佛像雕刻在石头上的碑刻,在其碑上开龛造像,并在碑上雕刻供养人、造像人姓名、官职、籍贯、造像缘由、祈福内容、造像时间、地点等。本文以张龙达造像碑为例,对其造像碑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分析,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进行考释和分析,对其碑上体现的问题进行解读,得出张龙达造像碑的造像年代在西魏时期,造像碑上反映的是以张氏家族为主体的家族信仰,以及碑上所体现的造像风格是由于政治的影响。     

北京孔庙平定告成太学碑所涉兵器述略

北京孔庙有七座讲述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平定边疆叛乱、统一中国的告成太学纪功碑:康熙四十三年《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雍正三年《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乾隆十四年《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年《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乾隆四十一年《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道光八年《平定回疆剿擒逆裔告成太学碑》。七座碑的碑文均提及对火炮和枪等兵器的使用,本文对所涉战争中火器的使用情况进行述略。     

新见甘肃合水县双柳树佛教造像碑考析

甘肃合水县发现一通北朝佛教造像碑,通过与关陇地区一些有纪年的北朝造像和石窟造像的比对,以及对碑刻铭文内容的分析,推断其应雕凿于北周初年。该碑为社邑造像碑,其题记反映出两种史实：一是西魏北周时期宇文泰推行赐、复胡姓,一是北朝陇东地区少数民族融合、聚居、结社及佛教信仰状况。该造像碑的发现为研究陇东地区北朝晚期的佛教与佛教艺术提供了新资料。     

从两碑一题看麦积山的开窟年代

本文从《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瑞应寺再葬佛舍利记》、《麦积山开除常住地粮碑》、麦积山78窟西侧大佛坛基正面画题记的内容、产生的年代等不同方面 ,分析论证了麦积山开窟的年代     

魏晋南朝的禁碑与立碑

公元3世纪初,曹操禁止厚葬。属厚葬之制的墓前立碑,也在禁断之列,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禁碑”。碑禁导致了墓志的盛行,但是,公元3—6世纪每当皇权不振之际,士家大族往往擅自立碑,所以西晋、东晋、南齐、梁朝的君主又多次申饬碑禁。禁碑与立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那个时代皇权与士族、政令与习俗之间的矛盾。梁朝时,武帝好古尚文,朝廷大立碑石,吏民有所奏请,亦许私家立碑。梁朝的私家立碑在朝廷的管制之下盛行起来,化解了禁碑与立碑的冲突。隋朝明确规定依官品、名望听立碑碣,禁碑时代于是结束。     

从国山碑的开发谈对石质文物的保护与管理

国山碑是现存最古老的封禅碑之一,又是我国江南地区记录地震的最早资料。近年对国山碑的开发,为石质物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唐代海东石刻文献的史料价值——以崔致远《唐新罗朗慧和尚塔碑》为例

本以《海东金石苑》中崔致远《唐新罗朗慧和尚塔碑》为例,梳理出唐代海东石刻献的三个方面史料价值,即记载当时新罗相关国是、弥补佛教灯传典籍的不足与记录新罗僧人在中国广泛交往的史实。     

略述嘉峪关“天下雄关”碑的位置变迁

嘉峪关“天下雄关”碑由肃州总兵李廷臣1809年视察防务至嘉峪关时书写而成,后来镌刻成碑,立于嘉峪关东坊一里道左,即现在东闸门东南处。1842年,林则徐一行出关外,见西面楼上有额日“天下第一雄关”,又路旁一碑亦然。说明此时的“天下雄关”碑已移至西门外。本文依据文献资料论证了嘉峪关“天下雄关”碑位置的历史变迁。     

武景碑与东南亚古史研究

武景碑是19世纪后期发现于越南芽庄的梵文碑铭。虽然学术界有诸多争议,但主流观点认为,该碑撰写于公元三世纪,与同时期南印度的梵文碑铭拼写类似,是东南亚地区最古老的碑铭。武景碑梵文书写流利,语法精准,说明该碑是由来自印度的知识分子所撰写。武景碑是印度婆罗门为本地的释利摩罗王室家族撰写,铭记该王室对神的捐献功德。武景碑体现出东南亚"印度化"早期印度文化阶层与本地政治首领结合的特征。武景碑所在的芽庄地区长期由占婆人占领和居住,但在三世纪时,这个地区不属于区连所建立的占人国家林邑所控制,而可能属于南方扶南人的势力范围。     

从一段唐碑看闽中教化与风俗变迁

福建僻处东南海隅,上古时代被中央王朝视为“化外之地”、“不牧之民”。进入中古时期以后,其地又成为朝廷贬官的任处或谪徒发配苦役之所。远在遐荒海陬的闽中之地,中原人士知之甚少,故早期历史典籍罕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