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与刘伯承的深厚友谊

1942年5月24日,左权将军牺牲在抗日前线后不久,时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联名撰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高度评价了左权将军光辉的革命历程,指出：“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在同志的感情上,即个人的友谊上,也使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革命金融的奠基人曹菊如

曹菊如,福建省龙岩县人,青年时代就接受了进步思想;1927年出国,在印尼参加了华侨组织的反帝同盟;1930年回国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曹菊如参加革命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参与筹备闽西工农银行,为银行委员会委员之一。1930年11月7日,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当时没有办银行的经验,也没有银行的规章制度,他们     

讲述革命故事 传承红色精神

革命文物是革命精神的物质载体,每一件革命文物背后都蕴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走进淮海战役纪念馆,读懂革命文物,学习光辉党史,实现跨越时空的对话,从中我们能够深刻感知历史的波澜壮阔,从而汲取前行的精神动力。     

挺进师与闽浙赣边区游击战略的选择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在进入浙江后经历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型,并与闽东和闽北游击区实现配合。然而,挺进师所主张的"大游击"战略,与南方八省大多数游击区的"小游击"战略存在较大不同,三大游击区为此产生争持。1936年9月"两广事变"结束后,革命形势的变化促使挺进师向"小游击"战略聚合。在"小游击"战略推进下,挺进师深入浙南、浙西南,依据地方实际打通与民众的联系,建立起较为巩固的游击根据地,并实现自身力量的不断发展。浙南、浙西南游击区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协同联动,并与闽东、闽北游击区形成呼应。挺进师及闽浙赣边区对革命的探索实践与根据地的稳步发展,使闽浙赣地区成为中国革命在南方的重要支点。     

经史之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

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的改变及经学的史学化重新激起了有关今文经学义理的探讨。蒙文通受廖平思想的影响,由早期今古文经学的探究上溯周秦学术,继而梳理周秦思想脉络,并在民国政治革命的影响下,提炼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即与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素王革命论。对素王革命论的论述表明,蒙文通意图通过史学研究超越晚清的今文经学,探究周秦两汉之学的真谛。蒙文通以现代史学的方式重估经学,是经学的史学化,其中的现代性毋庸置疑。     

解构与重建:历史类博物馆展陈中考古文物信息的跨学科解读

考古文物是我国历史类博物馆的核心展品,在其主要社会职能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随着考古学阐释理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以物证史法、情境展示法、关联阐释法等已被逐渐应用到博物馆展陈中.但以传统考古学为核心的阐释方法在公众传播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单一视角与多元需求的矛盾、学科思维与展陈逻辑的矛盾、学术规范与启发教育的矛盾.对于历史...     

江苏反清革命与民主共和思想的源头及其发展

20世纪初,清政府的专制、腐败与反动,暴露无遗。面临中国空前的民族灾难与政治危机,江苏地区的先进人士思考着中国的命运与拯救的方法,形成了两股主要的思潮与运动。其中,由于当时属于江苏管辖、与江苏地区水土相连的上海的强烈影响,以及江苏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使得反清革命与民主共和思想在江苏地区广泛传播,并逐步地"由鼓吹时代进于实行时代",形成反清革命实践运动。1905年底"同盟会江苏分会"成立,标志着江苏的反清革命民主斗争,从自发转向自觉。随着形势的发展与深化,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江苏的反清革命民主派迅速与以张謇为首的江苏立宪派走到一起,形成伟大的江苏辛亥革命风暴。     

1920年代国内蒙古问题之争——以中俄交涉最后阶段之论争为中心

蒙古问题既为中俄复交久拖不决之主要原因,亦因中俄交涉而由舆论之边缘进至中心视野。知识界由友俄到出现联俄与仇俄之争,苏俄对蒙古问题的介入乃是导致这一变化最敏感、最直观之因素。各方对"民族自决"及其基本范畴之不同阐释与论争,将蒙古问题高度意识形态化。随主权话语渐次压倒革命话语,告别"自决"之趋势因以出现。"民族自决"本为被压民族、国家之理想诉求,其流播世界辄成不同势力之政治利器。蒙古问题乃20世纪一二十年代国内首要之民族问题,外来"民族自决"在此遭遇特殊困境,促使其由外交及政治争端,延伸至思想学术领域,并对中国民族学之建构发生特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