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达斡尔族多神信仰及相关价值观念探析

达斡尔族长期遥居于我国东北地区,与世交往很少,萨满教成为当时达斡尔族人民的精神饮品,受萨满教万物有灵思想的影响,当时的达斡尔族人民将世界中的有生物和非生物都视为神来信仰。认为诸神都是人类和自然界的主宰者,所以将它们以神佛进行供奉,保佑人畜平安、各业兴旺。达斡尔人对于所供奉的诸神分为固有的和外来的两类,对于固有的神,不但有神的传说,同时还有各有固定的祭词,另外还将许多神合为一神,富于一定的系列性。本文对达斡尔族历史上所信仰的众神时行了分析,并对多神信仰的文化根基及相关价值观的形成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浅谈喀什维吾尔族饮食文化特色

新疆维吾尔族饮食文化是维吾尔的智慧结晶,凭借其民族文化底蕴、民族风情、族群代兴,其研究价值不可替代。通过实地调查,我们从当下喀什地区维吾尔族饮食习俗特色、成因与保护和传承三个方面,探讨维吾尔族民间饮食文化,以期得到大众对其的关注及思考。     

浴“难”重生:一个羌族村寨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案例研究简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在四川羌族地区兴起的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让羌族这支古老但却在逐渐“消失”的民族浴“难”重生,经历巨变。重建后,不仅羌寨的生活条件有了巨大变化,羌族的传统民俗也随着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发展绽放出新的活力。探讨灾难旅游和遗产旅游的新型结合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和矛盾冲突,可以为少数民族地区遗产旅游的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案例和思路。     

近代北京的四大门信仰三题简

近代北京民间信仰中的四大门是四种带有灵异色彩的动物,在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微妙而特殊的角色。通过考察可知：其一,在近代北京民间的视野中,四大门与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王三奶奶构成了区域化的神灵谱系。其二,四大门或直接与信众对话,或通过其代言人“香头”与信众沟通,而“香头”必须经过朝拜碧霞元君仪式的认证。这种信仰习俗具有鲜明的伦理教化性,但并非民间宗教。其三,四大门信仰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境遇顺逆不定,由此产生了四大门信仰的正当性问题。     

风狮爷

凡到过金门的人,无不为村头一尊尊站立的石狮而感到新奇,其一反常态的造型令人过日不忘。当地人称这些石狮为“风狮爷”。     

“隐约的祖先”:从民间信仰看客家的族群来源——以赣南寒信村“水府老爷”信仰为例

民间信仰是一个族群的重要标识,沉淀了丰富的族群记忆。"客家"是我国一支在赣闽粤边区形成并播迁到世界各地的重要族群。关于客家民系的族群来源,学者通常只关注到了"客家"族群中的北方汉人和南方畲、瑶民族成分,而对其他族群成分却很少提及。从赣南一个客家村落的"水府老爷"信仰入手,通过对神灵信仰的来源、信仰习俗,以及村落宗族关系的分析,认为"客家"的族群来源中,很可能还包含了为以往学者所忽略的"疍民"。     

南安“鄞仙姑”与鄞姓由来

南安霞美后井村,有一个特殊的姓氏和民间信仰,那就是“郧”（yin）姓与“鄞仙姑”（又名“山姑妈”）信仰。汉语滇法,“鄞”与“银”同音。闽南语滇米,“鄞”与“勤”同音。然而在闽南地区的许多人,却因为忌讳等原因,把“鄞”泼作“勤”。     

福建沿海渔民海神信仰及特点

福建省濒临东海,海岸线漫长曲折,沿海岛屿众多。渔业资源丰富．沿海渔民在数千年的渔业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与其他沿海地区相类似义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海神信仰体系及与此相关的民俗．     

日本武士信仰的特征

日本武士从登上政治舞台到完全掌握政权的过程中拥有了自己的信仰。武士的信仰不是为了拯救灵魂在死后得到一个安宁的去处,而是为了在自己生活的现实世界获得利益。武士的信仰不是单纯的本土信仰,而是吸收了异文化的营养,并使之融合在一起。因此可以说,武士信仰具有现世主义和兼容并包的特征。武士信仰的特征反映了武士与传统的贵族统治者的区别,也代表了日本人信仰的普遍特点。这些特点同样体现在当今日本人的信仰中。     

祈福求愿与信仰空间的构建———以台湾新庄武圣庙赴山西解州关帝庙祈福为例简

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代名词,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随着关公文化的发扬和传播,关公信仰成为维系海内外华夏儿女的精神纽带。山西解州关帝庙为武庙之祖,已经成为关公信众寻根认祖的神圣空间。随着信仰政策的放活,更多的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华人加入到赴解州关帝庙寻根祭祖、祈福求愿等系列活动中。本文以台北新庄武圣庙至山西解州关帝庙为研究个案,以期探究祈福求愿在信仰空间构建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