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顺和中俄边界交涉

咸丰八年(1858),俄国逼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瑷珲条约》,欲将黑龙江北岸和乌苏里江东岸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据为己有。在1859—1860年的中俄边界交涉中,肃顺据理力争,才使俄国没有实现初期的欲望。将肃顺与曾纪泽西北边界的谈判交涉作对比分析,不仅有利于认识肃顺在中俄边界交涉中的外交贡献,更能突出其在整个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地位。     

论侯外庐的学术道路

侯外庐是我国公认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所做出的开拓性贡献 ,是与其走过的学术道路分不开的。他的学术道路具有开拓性的鲜明特点 ,从中可以领略到他的理论胆识、历史睿智和自强不息、不畏艰辛的“韧”的战斗精神。他走过的学术道路 ,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奠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 2 0— 30年代 ;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具体途径、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科学体系的 4 0— 5 0年代 ;坚持真理、不断进取、回顾总结的 70— 80年代。它们始终贯串着一条主线 :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指导 ,在历史研究领域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积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体系。他在历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科学成果 ,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国化的产物。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

侯外庐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理论成就的集中表现是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中国化。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特点的论述 ,就是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阐明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 ,从而使之中国化的范例。这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是侯外庐历史研究的突出特点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优良传统 ,我们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光大。     

历史学之管理价值

<正>历史是指已经过去的事物与现象,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学是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路径。重视历史,必须进行历史学探究。而历史学探究又是一项综合工程,其中包括:取材、分析、形成思想、得出结论等系列过程。这一过程与科学的研究过程完全吻合。所谓历史学并非科学且"无用"的观点是站不住的。     

第一位出使俄国拜见俄皇的中国外交官托时

托时,满洲佟佳氏族人,起自笔帖式,授理藩院主事,擢至仓场侍郎。雍正年间,以理藩院侍郎奉使俄国。他灵活应变,实心任事,抵达俄京,拜见俄皇,完成使命。回国后历任刑部、工部、户部侍郎,迁漕运总督,为清前期名臣,也为历史上第一位拜见俄皇的我国外交官员。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监护官考略

从1715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来华到十月革命爆发的约两个世纪中,俄国共派遣了18届传教团来华,其中7届有监护官随行。这些监护官表面上只是负责新旧传教团的交接与护送,实际上却是严格执行俄国政     

一部颠覆性著作：《二十世纪俄国史》

安德列·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2010年6月17—27日俄国史学家潘佐夫到北京做学术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著名专家陈铁健,北京市委党校党史研究室前主任吴家林夫妇和本文作者等6人曾两次与之品茗叙谈。本文实为李、陈、吴所做的采访记录。     

一种值得重视的观点——从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在北京的演讲谈起

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向知识的客观性与语言的稳定性等传统观念提出挑战。它的兴起,使得人们对进步的信念、历史时代划分的方法、个人能知能行的观念都产生了疑问。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影响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国外还是国内都是这样。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在国内外近年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批评日渐增长。既然如此,就要对其进行研究,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回答。本刊这里发表的四篇文章并不代表编辑部的立场,仅希望能引起各界读者的更多关注,展开深入的讨论。     

一份证词 以赛亚·伯林的俄国之行

以赛亚·伯林（1909—1997）活了89岁,其中有两次总计4个月（1945年9月至1946年1月）又4个星期（1956年）在斯大林的苏联度过。     

鲍·尼·米留科夫的一生及其史学贡献

米留科夫是俄国19-20世纪之交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俄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学识过人,著述丰富,在多个领域为俄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首次完成了对俄国文化史的全面论述,开创了俄国史研究的新领域;开拓了俄罗斯思想史研究的新境界;重新评价彼得改革;进一步深化了"国家学派"关于俄罗斯与西方历史发展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