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吾自画自合古 何必低首求同群——陈师曾的画品和市场行情

“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是陈师曾题齐白石《借山图》的诗句,这两句诗可以印证近代中国画画坛的一段佳话,即陈师曾对齐白石有知遇之恩,曾劝白石老人衰年变法,使其终成一代宗师。深厚的家学濡养下,和早年赴日留学的经历,构成了陈师曾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开阔的美术视野,为其在中国画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惜,正当他要步入艺术创作的盛年之时,不幸早逝,使得中国画坛和文史学界众多名宿扼腕叹息。虽然他的绘画未能开宗立派,达到他应该达到的高度,但就其现存的画作来看,能在西方艺术的冲击之下,人们对传统中国画的信心有所动…     

毙命中国的侵华日军高级将领——9名毙命中国的日军大将

据不完全统计,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军衔在少将以上的侵华日军高级将领中,毙命于中国的多达100多人,其中有少将、中将、大将,甚至还有元帅。他们中有被中国军民击毙的(包括被击伤后不治而亡的),有在中国暴病而死的,有因意外事件丢了性命的,有为逃脱正义审判而畏罪自杀的。本文介     

中国近代银行之父盛宣怀

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地赔款,朝野震动。舆论所指,李鸿章被罢免官职,下放广东,真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云水路八千”。在战败刺激下,朝廷亟需自强改革,励精图治。于是,盛宣怀被委以重任,力挽狂澜。盛宣怀,字杏荪,号次沂     

新经济史视域下中日现代化的制度比较

要进行现代化尝试,必须形成一定发达程度的商品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的发展,并建立一整套有效的产权制度。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央权威。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思想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群体的壮大。由于制度的差异,具体国情和历史起点不同,中日两国所走的现代化道路也不同。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试论当代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兼评《中日接近和"外交革命"》发表引起的"外交新思考"问题

针对近年来的“外交新思考”的讨论,作者认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30年,是1871年中日直接交涉以来最好的30年,在当前国际关系背景下,提出联合日本对抗美国是无的放矢,因此“撇开历史”或“搁置历史”不是解决当前中日关系的良策。近几年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如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都是日方引起的,不是中方引起的,为了进一步密切中日关系,推进亚洲和平,首先要解决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历史认识问题．改变“脱亚入欧”的思想路线。     

"三自政策"与新桂系的军阀政治

"三自政策"是新桂系在1929年蒋桂战争失败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提出的,是30年代新桂系治桂的基本方略.新桂系的"三自政策",打着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动员全省力量,推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旨在增强实力,巩固在广西的割据,并准备日后重新崛起.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派系林立,政治混乱,各派势力都施展各自潜能和手段,巩固割据地盘."三自政策"集中表现了新桂系独具特色的军阀政治.     

抗战爆发后中国对日本“战而不宣”之探析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在敌强我弱,国际环境不利于我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为抗战需要进行了艰难的战略选择。而对日"战而不宣"就是国民政府针对特定的历史环境,考虑到诸多因素而实施的最佳战略,它事实上有利于中国的抗战,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我所见过的四位日本首相

由于从事中日关系的学习和研究,笔者对于日本政坛上翻云覆雨的政治家们多少有一些了解,并且在几次东瀛之旅中与几位担任过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著名政治家有过一面之交或短暂的谈话。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30周年的日子里,把这些点滴的印象记录下来,就算做是中日友好交往的历史长河中的几点吉光片羽吧。     

近代北方口岸与上海间外贸埠际转运变迁

北方口岸在开埠后相当长时期内,需要依赖上海作为对外贸易的中转点,但这种外贸埠际转运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由紧密到疏离的变化。由于北方原有中心口岸贸易条件的成熟、北洋三口的新组合及日本着力发展对华贸易等因素,北方口岸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脱离了上海外贸转运的辐射范围。这种转变使上海由全国外贸转运中心降为华中地区区域性外贸转运中心,并反映出20世纪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化下国内口岸贸易格局的重要演变。     

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

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自甲午至抗战前夕,汉译日书数量一直处于各语种译书之领先地位。晚清之际,这一领先地位居于压倒性优势。民国初期,受国家政局的影响,出版业整体衰落,汉译日书事业亦大大退步。五四时期杂志繁荣而图书冷淡。战前十年堪称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也是日书汉译的鼎盛时期。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翻译日书一直存有某种矛盾心态：一方面认为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因经过“去粗取精”的中间环节,可以“力省效速”;另一方面,又觉得西方文化被日本人“咀嚼”过后,难免掺和着日本文化的“唾沫”,难得西方文化的“本相”和“真传”。清末之际,尚处“蒙昧”状态和急于求成的中国人大多怀着前一种心态;五四以后,已被初步“启蒙”的中国人渐渐倾向后一种心态。在前一种心态下,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后一种心态下,留学西洋与留学东洋有“镀金”与“镀银”之分;转译东书远不如径译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