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基督教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4年4月11日至12日,"东亚基督教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香港信义宗神学院召开。此次会议由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丛林、信义宗神学院以及香港圣公会明华神学院联合举办,是首次在亚洲召开的以冷战对亚洲教会的影响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韩国、日本、美国、瑞典、德国的17位学者与会。本次会议是"基督教与冷战国际研究计划(1945-1990)"的一部分。这一计划自2007年启动,由学者及教会领袖组成委员会,已先后在剑桥(2009年)、法兰克福     

"主题党日活动"必须突出政治性

随着十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从严治党的责任压力层层传递,《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对党支部工作的要求具体化,为进一步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法规依据、政策支撑.作为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基层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干部,就必须扛起"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责无旁贷的推动党建工作的落实.为此,通过深入调研,从突出"主题...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与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旨在使下级罪行系"执行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失效。二战以前,人们对于该原则合法性的认知并不一致,但在战后的战犯审判中,该原则与其余追究战争罪责逻辑链的原则一同被深植于国际刑法。相比于审判对象主要为高职级战犯的东京审判,该原则对于审判对象主要为下级军官和宪兵的国民政府审判意义更大。从援用《刑法》到援用《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的运用,这在使战犯的相关辩护失效,进而顺利完成定罪的同时,还将该原则由理论推向实践,使之真正具备了国际刑法上的意义。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依据罪行轻重程度与命令的违法性酌情考量战犯的减刑问题,这是对战犯权益的维护,同时表明日本社会关于BC级战犯是上级长官"替罪羊"的说法缺乏根据。     

1936年英国对中日关系的调解

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后,中日间战云密布.国民政府希望由在华有重大经济利益的英国出面调解中日关系,为中国争取抗战准备时间.而此时日方也希望改善英日关系.英国则因在远东的力量有限及欧洲局势紧张,虽不愿得罪日本,但为了保住在华经济利益,于1936年上半年先从华北走私问题为切入点,继而在中国政府的强力推动下,对中日关系进行了深度调解,终因日方的强硬态度而失败.这显示出通过外交斡旋已无法避免中日战争的爆发.     

胡家草场汉简与尹湾汉简数术文献中的“刑德行时”

荆州胡家草场12号汉墓出土竹简《五行日书》按端、令、罚、刑、德五时占测为事、初病、生子诸事项的吉凶。这篇文献与尹湾汉墓出土的《刑德行时》大体属于同一文献的不同版本,两相比照,有助于加深对其文本源流、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六日战争”对美国犹太人族群认同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大屠杀"话语的传播引发了美国犹太人对族群命运的担忧。在"六日战争"前,面对阿拉伯国家的反犹宣传及其对以色列的重重围困,美国犹太人担心"再次大屠杀"会发生,从而促使美国犹太人对以色列的生存产生深度忧虑。美国犹太社团逐渐把维护以色列的特殊利益和争取美国社会对以色列的同情与支持,作为游说活动的主要目标。美国犹太游说组织通过舆论引导、公开呼吁、经济动员等方式积极进行游说。"六日战争"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迅速发展。美国犹太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显著提升,并自觉地将以色列与自身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们在归属意愿、宗教情感、对以色列的文化兴趣、青年群体族群意识等层面表达对以色列的认同,以色列在美国犹太人族群认同中发挥的作用凸显。     

阿炳安侵冒案对正红旗哈达瓜尔佳氏的影响

乾隆九年川陕总督庆复上奏揭发阿炳安侵冒宁夏城工帑项,拉开了历时六年的侵冒案调查帷幕,此案于乾隆十四年正式结案。文章从三方面入手,分别介绍了阿炳安侵冒案的始末,正红旗哈达瓜尔佳氏家谱中相关记载,以及侵冒案对正红旗哈达瓜尔佳氏造成的影响。     

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出发看中日同形词——以“水”和「水」为例

中日同形汉字词汇是日语词汇学习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对比分析中日同形词,旨在从认知层面剖析其异同产生的原因,以便日语学习者正确使用中日同形汉字词汇。中日同形汉字词汇,一般指在现代汉语和现代日语中表记完全相同和基本相同的词汇。目前,中日同形词相关研究多从词义或使用义的角度进行对比。本文从认知学视角出发,运用原型范畴理论及词义扩展的认知机制,对中日同形词例进行具体分析,旨在揭示中日同形词之间的异同所产生的原因。     

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与中日关系（1950—1952年）

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也从“抑制”改为“扶植”。为此加紧推动排除新中国的对日“宽大媾和”。日本的吉田茂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发表“愿意与台湾订立和约并恢复外交关系”的公开信,史称“吉田书简”。这一件规定了战后日本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使中日关系直到70年代初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本拟对“吉田书简”出笼与“日台和约”订立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作一简单的论述。     

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思考述论

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基本内容包括收回失土,重新调整东亚、东南亚地缘政治结构,军事上从严管制日本,政治上使日本民主化,经济上使其不再具备侵略性,消除日本对外扩张的制度性、社会性、思想性的基础等。抗战胜利前尤其是开罗会议前后,国民政府对日处置的思考和诉求与英、美、苏的互动频繁,不仅吸收了对德、意处置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把自己的思考和诉求传达给了国际社会;抗战胜利后,虽然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日处置的思考进一步深化,要求也更为强烈,但因冷战格局的逐渐形成和升级,其诉求中很多合理的设想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认可,更没有反映在后来由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之中,直接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也使中国失去了对战后东亚政治格局构建的支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