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再研究

摄政王载沣驱袁事件,既是清廷内部的一场权力斗争,同时也夹杂着复杂的国际因素,与当时中美日三国外交存在十分微妙的关系,尤其与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的失败直接有关。在这场政治权力斗争中,载沣之所以没有处死袁世凯,固然由于载沣本人性格优柔寡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以及慑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但同时与列强尤其是美国的强力干预有着密切关系。而就几个主要列强来说,它们对载沣驱袁的态度和反应并不一致。其中,因为袁世凯的联美制日外交妨碍了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侵略,日本方面对袁世凯遭罢黜实际上持欢迎和支持态度,极不愿意看到袁氏复出;而美国政府由于担心清末新政改革政策发生逆转,同时也为了抵制日本对清政府的控制及与日本争夺中国东三省的控制权,坚决反对载沣罢黜袁世凯,从一开始就期待袁氏尽快复出。在载沣驱袁权力斗争的历史背后,同时也浮现出日、美两国较量的影子。     

中日对抗与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的较量——对"南满洲"铁路、港口中心城市的观察(1901-1911)

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在南满控制区域内的铁路、港口中心城市大力推进公共卫生事业,与此同时,中国官府也积极创办当地公共卫生事业,双方就公共卫生事业领导权展开激烈的竞争和较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某些特定区域的卫生环境。然而,由于这是一种扩张/反抗的展开模式,在疾病治疗和预防疾病之外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考量,致使城市贫民区与乡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并未得到重点关注和大量投入,很长一段时间内该地区仍然疾病丛生,恶性传染病蔓延。在这个意义上,日本推进的公共卫生事务自然有其殖民主义扩张、帝国主义统治处心积虑、老谋深算的一面,中国官府和社会的自强卫生、救国医学则或可被视为一种不得已的推进方式。     

二战后日美之间的冲绳行政权归还交涉

二战后日本政府一直致力于收复冲绳主权。经过日本历届政府多年的努力,到佐藤政权时期日本终于成功地收回了冲绳施政权,并实现了＂撤出核武器和本土一样＂的归还目标。但日本收回的是对冲绳的行政管理权,美军在冲绳不仅依然保有其军事基地,而且还拥有相当的军事行动自由。为此,日美还专门签订一份保障美军行动自由的秘密协定。冲绳问题的解决对于日美两国来说是一次外交上的双赢。它不仅成功解决了二战后日美之间的领土问题,而且成功实现了日美关系的转换。从此日美关系从日本对美依附走向了日美相互依存。     

日据时期台湾的现代文言创作

日据时段的台湾现代文言创作,大体上经历了反省、革新思想阶段(1923-1937.6),坚韧生存、维一线斯文于不坠与无奈彷徨交织的阶段(1937.7-1945.8)。此时期许多台湾作家的文言诗文,或表达台湾回归祖国的愿望,     

“实在是日本人梦想不到的事情”——中国救援日本关东大地震

一、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损失惨重,尽管当时中日关系比较紧张,中国政府和民间依然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立即采取行动,救援日本人民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当时,中日甲午战争刚刚过去28年,＂一战＂后日军又强占青岛,中日关系比较紧张。尽管如此,得知邻国遇到惨烈灾难,中国政府和民间依然立即采取行动,救援日本人民。     

甲午战争中,清军为何一触即溃

甲午之战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的耻辱,泱泱大国竟然败于"蕞尔小国"手中,个中原因令人深思,教训何其深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晚清洋务运动紧锣密鼓地搞了30年,及至甲午战前,清军的军械装备得到了相当的提升。然而,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不仅让本国人大失所望,同样也让一些外国人大跌眼镜。"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     

关于中日钓鱼岛主权的历史争端与战略思考

在中日间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中,日本屡屡挑战中国国家利益的底线,成为中日关系发展面临的最大障碍与核心问题。日本政府通过不断促使钓鱼岛列岛主权争端的升级,掀动“中国威胁”论,调整和扩充日本的军事力量,并通过日美同盟把美国紧紧捆绑在日本的战略布局当中,实现一石三乌的战略效应。日本安保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明确而具体地反映了日本对...     

环境见证者的力量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来自民间的中国环境见证者正在日益成为改善环境的新力量。我们选择了这些中国环境的见证者,希望借他们来体现中国环境组织的执行力、推动力,以及他们对自身的思考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与国民政府对日战犯审判

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是国际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旨在使下级罪行系"执行上级命令"的辩护理由失效。二战以前,人们对于该原则合法性的认知并不一致,但在战后的战犯审判中,该原则与其余追究战争罪责逻辑链的原则一同被深植于国际刑法。相比于审判对象主要为高职级战犯的东京审判,该原则对于审判对象主要为下级军官和宪兵的国民政府审判意义更大。从援用《刑法》到援用《战争罪犯审判条例》,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对上级命令不免责原则的运用,这在使战犯的相关辩护失效,进而顺利完成定罪的同时,还将该原则由理论推向实践,使之真正具备了国际刑法上的意义。此外,在特定情况下,国民政府还依据罪行轻重程度与命令的违法性酌情考量战犯的减刑问题,这是对战犯权益的维护,同时表明日本社会关于BC级战犯是上级长官"替罪羊"的说法缺乏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