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的境域与志书记述的关系

<正>志书原来仅指记载郡、国之史的方志,其他记载专业之事志书是后来方志体裁形式的发展。"方志"的含义,通俗地说一个地方的记述。因此,志书首先要明确一个地方的范围,这就是境域。用现在的政治治理的术语来说,就是"行政区域"了。一地的"行政区域",是由上级行政主体的行政区划确定的。"行政区域"是多变的,不同时期的行政主体会作不同的行政区划,志书记述的一地历史的"行政区域"大多不会是不变的单一。特别是通记一地历史沿革的志书,它的境     

《里耶秦简》(壹)所见作徒管理问题探讨

秦代编制作徒簿的机构有授予方的司空和仓,但二者分工不同;接收方包括库、田官、畜官、少内、属乡等。作徒簿分为临时付受与月度统计两种。秦代各级地方机构对刑徒管理的分工为:郡提出指导原则,县掌握本县刑徒的数据,县属机构负责具体管理。在当时人的观念中,徒隶是一个阶层的泛称,但在司法行政文书中则有特定的内涵,司寇不包括在内。     

晋城拴驴泉石门铭的勘查与研究

<正>1999年,裴池善发现晋城泽州县山河镇沁河东岸拴驴泉水电站北悬崖上有一处石刻(图一)。2001年在《晋城揽胜》一书中有简略介绍[1],但未涉及石刻内容,仅附拓片照片。2013年8月,我们在裴池善的带领下再赴此处考察,裴池善还重新做了拓片(图三)。一现据拓片录文如下:正始五年十月廿五日督治」道郎中上党司徒悌监作吏」司徒从掾位下曲阳吴放督」将师匠兵徒千余人通治步」道作     

论志书笔法

志书笔法是指志书行文风格和写作基本技法。志书笔法包括基础笔法和基本笔法。所谓基础笔法就是指各类志书编纂都必须遵循的基本方法,有纪实和直书两种方法。基本笔法是指在志书中最为常用的那种笔法。志书基本笔法决定于志书体式。     

"作"、"做"的用法

“作”、“做”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字,可是在一些报刊以及志书、年鉴中,经常会有使用不当、出现错误的情况。例如:把“作贡献”误作“做贡献”;“作指示”误为“做指示”;“做准备”误作“作准备”等等。《现代汉语词典》对“作”、“做”解释得非常清楚,并列举了由“作”和“做”组成的词、词组以及成语,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就不会出现差错。出现差错的情形主要是由“作”或“做”做谓语时与宾语搭配不注意辨析引起的。一般情况下,动词做宾语时,谓语用“作”。例如:作调查、作考察、作研究、作分析、作推断、作介绍、作处理、作…     

东汉临为父作封刻石考述

临为父作封刻石刻于东汉延熹六年（163）,清宣统元年（1909）由罗正钧收入山东图书馆（今山东省图书馆）附设的金石保存所,新中国成立后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今山东博物馆）收藏至今。该刻石为东汉著名碑刻,被诸多金石研究者所重视,但仔细对比原石、拓片,发现以往著录多对其铭文释读不全或误释,或囿于仅见拓本未见原石而对刻石的定性不一。在对刻铭文字进行隶定的基础上,据其形制及铭文内容,可认为该石非墓中石刻,应为墓上祠堂建筑刻石。     

“一代天民”陈献章

正陈献章(1428-1500年),字公甫,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明代心学宗师,世称白沙先生。《明史》称:"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1]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亦推崇陈献章,称其为先生,即"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2]毋庸置疑,陈献章开启明代心学,他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一个转变学术方向的重要人     

晋祠《夫子庙堂记》书迹考略

《太原县志》载：“《步趋图》,吴道子画。旧在晋祠宝墨堂,明洪武初平晋县废,癸丑（六年）建学于今治（晋源城）,甲寅（七年）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移石置学宫,今在大成殿神座前,石尚完好。”《步趋图》,即《夫子庙堂记》碑的背面图案。该碑是一通尊崇孔子、赞扬儒学思想的碑碣,也是元代儒学的典型遗存。     

后金天聪汗蒙古文信牌

本文通过比较后金天聪汗信牌实物文本、档案及《清实录》记载,对清入关前起用信牌的具体时间、背景及信牌内容做了简单地考释,以补实物、档案记载之不足,并试图纠正《清实录》中有关牌文内容的错误记载。同时阐明清朝实施于其所辖蒙古地区的区域法《蒙古律书》(《蒙古律例》)中的某些条文吸收了该信牌文的内容,使之进一步地法制化了。     

苏洵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

苏洵是一个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力主革新的政论家、“本好言兵”的军事理论家、培养出苏轼兄弟的教育家,更是一个“得史迁笔”的史学家、主张“有为而作”的文论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的诗人、“博辩宏伟”的散文家。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上继韩(愈)欧(阳修),下开苏轼兄弟,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