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博物馆藏《报父母恩重经变》研究

本文对甘肃省博物馆藏的《报父母恩重经变》的内容和历史背景作了较为深入地探讨,认为这类作品的出现是佛儒斗争交融的产物,与当时敦煌地区特殊的政治背景有关,并且对五代及两宋的四川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佛并坐及其佛教意义

一个圆拱龛中,左右并坐着两个佛像的造型,被称作“二佛并坐”。在云冈石窟,这种雕刻非常普遍,初步统计约有385个“二佛并坐”龛,几乎每个洞窟中都有它的形象。它们在洞窟中的位置也表现得异常灵活多变：有的作为主像置于正壁(往往是北壁);有的雕刻在东西两壁或南壁;有的雕刻于拱门或明窗上。“二佛并坐”在云冈石窟表现得如此突出,是何原因?其造像根据是什么?佛教意义如何?以上问题都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潘Xie兹与中国画祖Ke首

已届87岁高龄的我国名画家潘絮兹先生,经过多年研究,精心创作出工笔重彩画《画祖Ke首像》,并倡议在山西运城舜帝庙创建Ke首祠。     

汉代铜锺略说

出土的自铭为“锺”的铜器在形制上有以下特点:1.侈口,鼓腹,器形规整而不带盖;2.圈足多折曲;3.器表均饰宽带纹;4.均有铺首衔环。用途多与盛酒或水有关,还可能兼作标准容量的器物使用。     

五代前后降魔图像的新发展——以巴黎集美美术馆所藏敦煌出土绢画降魔图为例

本文以集美美术馆所藏绢本着色降魔图为,论述了五代时期降魔图像新发展的有关情况。作品中的降魔释迦佛表现出若干新时代造型特征,密教明王的出现增强了佛的威慑力。魔众种类繁多,复杂多变,艺术表现趋于极限。释迦佛神通变化以及转轮圣王七宝被吸收进来,强化了释迦超人的性格。图像中还可以见到来自印度帕拉朝美术的因素。此图像的内容和表现远远超出了北朝时期同类作品,代表了后期降魔图像发展的最高水准。推测此图像出现与当时流行俗讲的社会背景有关。     

传世有铭铜器辨伪一则

青铜鹰首提梁壶出现于战国早期,但传世的一件铜壶(何壶)却铸有西周早期铭文。本文通过与该壶形制相类的铜壶以及铸有相同铭文的尊、卣相关特征的综合考察,推测这件被诸多著录书辑录的鹰首提梁壶很可能是一件作伪之器。     

造像碑的佛传图——以药王山碑林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药王山造像碑佛传图像的构成及其以时间、空间为中心的表现形式的研究,初步探讨了北朝末和隋代佛传图像之间的差异和演变过程,揭示了造像碑佛传图像不仅是信仰活动的行为指南,而且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希孟姓氏和早卒案蠡测——谨以此篇纪念杨新先生

杨新先生生前谨慎地使用了清初顾复、宋荦等提出的北宋《千里江山图》卷的作者希孟姓王并早卒的信息,这些信息均不是空穴来风。本文基于对材料的深度解读和对多个证据的逻辑分析,认为宋徽宗在蔡京题记里暗示了王希孟重疾难癒的状况,而北宋改建汴京宣德门和铸造卤簿钟的时间,旁证了王希孟的卒年在1116-1117年之间。同时,希孟姓王和他享年二十余岁的信息呈现在《千里江山图》卷外包首宋人题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