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的故事

世界上每天有十多亿人一日三餐筷不离手,正因为餐餐用筷、日日用筷、年年用筷、人人用筷,所以反而对筷箸习以为常,视若无睹。其实,我们的祖先以箸进餐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或许远不止这三千年。     

清代帝陵隆恩殿佛楼陈设考察

清代孝、景二陵隆恩殿陈设遵循明制,以奉祀帝后神牌为主。但自雍正帝泰陵始,与养心殿佛堂装修几乎同时,开始在隆恩殿暖阁中供奉佛尊。乾隆帝更是在其裕陵隆恩殿中专辟东暖阁兴建二层仙楼式佛堂,此法自此成为清代帝陵之惯例。除二次建陵的道光帝慕陵未建佛楼外,共有裕、昌、定、惠、崇五座帝陵和菩陀峪定东陵一座后陵兴建了二层佛楼,每座帝陵佛楼实际上均成为皇帝个人寄托来世生活的什物陈列室和宗教上的精神超度堂。作者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东陵管理处等机构所藏相关档案文献,大致还原了清代数座帝陵佛楼的陈设和布局,为进一步探讨藏传佛教在清代皇室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提供史料支撑和研究基础。     

奉国寺,穿越千年的佛光

规模最大的大雄宝殿,庄严无俦的七佛彩塑,全国仅存无几的辽代建筑彩画,三者济济一堂,成就了奉国寺独独一无二的地位。     

法门珍宝：法门寺地宫文物十项世界之最

法门寺,地处历史文化名城西安与宝鸡之间的扶风县法门寺文化园区,东邻乾陵,西接周公庙。唐代,这里属京畿道辖区,是唐都长安首都圈内的西部要冲。法门寺博物馆创建于1988年,它以法门寺遗址为依托,以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唐代佛塔地宫考古发现为建馆机缘,以世界仅存的真身佛指舍利及罕见的大唐王朝宫廷奉纳文物作为博物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的基础,是国内首座以大唐宫廷珍宝和佛教艺术为馆藏特色的博物馆。     

藏鞋考

拉萨市城关区原有三家鞋帽厂,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有的转行,有的倒闭．现在只剩下了赤列塔青所在的“彩泉民族手工业公司”还在坚持生产传统藏鞋．诺大的车间里也只有七八个工人在劳动,其中多为妇女．还有几个残疾人．但从工人们的脸上看不出失落的表情．他们边喝茶边聊天边工作．藏族人乐观开朗的性格使他们不会把世俗的压力硬往自己的肩上扛。     

中国境内所出的线刻铜镜及相关问题（下）

(三)铜佛牌在辽、金时期还有一种类似于线刻铜镜的铜佛牌,如在《中国文物报》上曾介绍过一面辽代的长方形铜佛牌(23×15、厚0.2厘米)(图17),背部有如铜镜一样的钮。线刻画的正中为佛坐像,根据榜题为药师佛,手印系密宗系列。     

甘博藏敦煌绢画《报父母恩重经变》内容新探

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绢画北宋淳化二年(991)《报父母恩重经变》,自上而下绘出过去七佛、弥勒降生于转轮王国、报父母恩重经变和比丘尼戒行的邈真并題赞.画面上关于七宝中的珠宝、藏宝、马宝的榜书有误.施主制作此画的目的是为了歌颂和纪念比丘尼戒行.     

游走在世俗和神圣之间——唐五代宋初敦煌命算信仰与佛道关系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问题近年来为学界所普遍关注,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以占卜术数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世俗信仰与佛教的互动关系、借以审视敦煌佛教的世俗特征,可以说是拓展敦煌佛教世俗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学术思路。抄写于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占卜文书,据黄正建先生统计大约有274件左右,内容丰富多样,是研究占卜、佛教关系的重要资料。但在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长期存在某种理念偏差：已有研究往往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来定性敦煌占卜文书,过于强调其宗教归属的的单一性,缺乏对文书中多重宗教因子的细致分析,从而不能再现世俗信仰与道教、佛教等宗教在中国古代及敦煌地区长期并存融通的历史事实。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曾在对敦煌写本宅经的研究中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唐五代敦煌占卜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展示敦煌各宗教因子在大时段中（唐五代宋初）混通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它们各自在吐蕃占领前后存在状态的升降变迁。     

良渚文化宏观聚落研究

正目次一时空范围和具体研究步骤二良渚文化各地区的聚落分析三聚落形态反映的社会和环境信息本文是对良渚文化聚落的宏观研究,由于良渚文化所在的环太湖地区还没有进行过区域系统调查。但幸运的是,本区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较多,良渚文化遗址的资料较丰富,可以弥补这一缺憾。同时,在发掘过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大部分为墓地,且高等级墓地的比例较大,因此本文分析的依据主要也是这些墓地。而从目前良渚文化研究的现状看,良渚文化的居址和墓地大体是一对一的关系,因此一个墓地大体能代表一个村落。这样的现状对聚落考古研究有利有     

响堂山石窟的佛衣类型

响堂山石窟地处东魏北齐国都邺城以西的鼓山,与东魏北齐皇室关系密切。响堂山石窟的佛衣以通肩式和中衣搭肘式两种为主,可分为两期,一期以通肩式佛衣为主,大体为东魏至北齐文宣帝时期,约534~559年;二期以中衣搭肘式佛衣为主,大体自河清至北齐灭亡,约562~577年。其中,中衣搭肘式佛衣的II式,可能与昭玄统法上的僧服改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