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以后莫高窟引入中印密教及唯识系经变思想关系研究

近来研究敦煌石窟的学者已注意到中唐敦煌石窟在经变内涵、分布格局及与主尊间的互动等方面皆产生巨大的变化,而致力于探求其变化背后的原因,本文认为这场时代的巨变应摆在中、印佛教交流的大格局下来看待.盛唐以后中印度南传佛教以密法"佛顶尊胜经变"为首进入敦煌后,连带地引入中印胎、金两界密法与相关的唯识、真常"有系"经典的思想及造像.敦煌传统以北传为主的佛教则选择"空系"的"金刚经变"及"思益经变"等以为响应,而揭开了南、北传佛教交流时在敦煌石窟所产生扣人心弦的一场巨变.     

张掖迦叶如来寺考探

张掖大佛寺初名迦叶如来寺,创建于西晋永康元年(300年).五凉时,张掖在佛经翻译、传法受戒、石窟开凿等方面综合发展,全面繁荣,迦叶如来寺发挥了"佛学院"和佛教传播"驿站"的作用,并成为中国初演菩萨戒法的道场和涅槃宗的发祥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的形成与演进,不仅牵涉僧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亦与战时役政和边政密切相关。全面抗战前,国民政府针对地方所反映的僧人兵役问题,由训练总监部出台相关政策。该政策强调僧人属于国民,理应承担兵役义务,其本意在于减小《兵役法》推行的阻力,却因未注意到僧人宗教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引起僧团抗争。后在行政院协调之下,由内政、军政和训练总监三部会商修订,暂时与僧团达成妥协,允许僧人侧重救护训练,底定了僧人兵役政策的基本内容。国民政府迁渝后,边疆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又因蒙藏边民佛教信仰根深蒂固,佛教的政治意义随之凸显。而地方不断有壮丁借出家逃避兵役,国民政府在役政和边政两端左右为难,僧人兵役政策随之摇摆不定。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僧人兵役政策形成与演进的历程,揭示了战争、边疆及僧团抗争对政教关系的型塑,也为重新思考佛教与抗战关系提供了可能。     

陕西唐塔遗存考实及历史地理价值研究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佛教的全面中国化和鼎盛时代。与佛教理论发展同步,唐代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塔建造的高峰,由中国高台楼阁建筑与印度窣堵波结合的中国式佛塔遍及南北大地。由于建筑材料上的原因,唐代所建的大量木     

对佛教初传中国内地的时间及路线的再考察

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历来众说纷纭,传入路线亦有陆上及海上两说。事实上,佛教是逐渐地而且是从不同的方向、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来的。在北方,由印度经中亚,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内地;在南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至广州、交州等地,再进入中国内地。传入时间大致为两汉之际。而且无论以何种方式传入,都与中国同当时的印度与中亚等地的商业活动密切相关。     

佛教与景教在华早期传教策略的比较研究

佛教在华初期传教策略是依靠神仙道术在民间和宫廷中同时传播,利用译经和玄学兴起之机,扩大在知识分子中的联系和影响,此为佛教成功立足中国的基础。与佛教所采取的策略不同,初入中土的景教僧积极寻求与官方的直接来往,将活动的重点放到宫廷中,较少在民间和知识分子中发展势力。他们为欲邀宠,或造奇器异巧进呈皇上,或参与政务,做了许多与传道无太大关系的事。过多依附上层,致使景教在华传播最终归于失败。     

朱子桥整修法门寺塔

法门寺是唐代佛教名刹,位于扶风县北10公里的法门镇,明代在该寺院建起13级砖塔。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子桥等人来陕赈灾,目睹法门寺真身宝塔倾斜,寺院一片破败,即与上海实业家李组绅等商议修缮法门寺塔,经费由李组绅筹措。1938年进行准备,次年3月正式开工。维修工程由扶风县教养院院长崔献楼、工程师赵梦瑜负责具体实施。     

“敦煌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大召开

为推进敦煌学与佛学研究的深入展开,教育部入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联合台湾南华大学、美国密西根大学,于2001年7月12至21日成功地举办了“敦煌佛教艺术与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共100人,其中中国大陆学39人,中国台湾学44人,国外学17人。     

《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历史学·世界历史卷》出版

《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183;历史学&;#183;世界历史卷》(上、下册),同该文库的《中国古代史卷》、《中国近代史卷》、《史学理论卷》一起,于2000年9月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宝卷研究的重要成果——读《中国宝卷总目》《中国宝卷研究论集》

宝卷是承袭唐代的佛教俗讲传统,经宋至元末明初,逐渐演变而形成为一种广泛流传于寺院和民间的说唱文学,至清盛极而衰,其内容主要是宣讲佛道经书和劝善故事,也包括了大量世俗内容的民间传说,具有很强的宗教性和广泛的群众性。宝卷的宣讲活动和宝卷的辗转传抄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我国一些地区(如江浙和甘肃)盛行。学界一般把宝卷看作是俗文学或民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