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汉地佛教法器艺术表现及对藏传佛教法器的影响

佛教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在人类文明中大放异彩。佛教法器不仅作为弘扬佛法的重要载体,更是佛教造物艺术的重要表现。通过对法器文献、图像资料的搜集与整合,立足于设计审美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其在造型、材料及装饰工艺等方面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汉藏佛教艺术交流由来已久,两地在法器的设计制作中相互汲取融合,进而使得汉地佛教法器在具有鲜明的汉地风格的同时对藏传佛教法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朴初缘何高度评价星云

正本文作者之一袁普泉因从事宗教工作十多年,与台湾佛光山开山祖师、美国西来寺创始人星云法师有过多次接触。星云法师是扬州江都人,他多次回乡探望母亲,大德赵朴初几次专程从北京赶到南京陪同,袁普泉陪同赵朴老在江苏活动。本文的另一位作者陈辽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两位作者同住在石头城下秦淮河畔的一个社区,又是南通如东老乡。退休以后,两人都对佛教文化的研究发生兴趣,经常在一起交流、探     

刘裕建宋前嵩山祥瑞探微

刘裕代晋开启南朝皇权回归的新时代,而刘裕建宋并非顺理成章,建宋时机成熟于义熙十二年伐后秦之时,在此次北伐期间于嵩山第一次出现佛教祥瑞,而此祥瑞中不仅只包含佛教因素,还融合谶纬、道教思想等。同时祥瑞的出现也不是偶然,它为刘裕建宋做政治宣传,证明刘宋建立的正当性。     

浅析《清静道论》在南传佛教中的地位

大约公元五世纪,一位虔诚的印度佛教徒佛音来到斯里兰卡,他引用了整个南传三藏的要点并参考当时斯里兰卡流传的许多古代三藏义疏和史书写成了《清净道论》。汉译《清净道论》全书大约60余万字,从不同角度对禅法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可以说是南传上座部教理的代表作。     

直视不可见:中国与西欧地狱审判中的两种“可视性政体”

基于"可视性政体"概念,本文将对帝制中国和欧洲基督教两种政体进行比较,同时回溯上古中国对死后世界和古希腊对罪恶审判想象的起源,以及救赎宗教和仪式对它们的深化。此时起,两种"可视性政体"即很不相同。末日审判和狂欢使得中国与欧洲相区别开来,在中国,既有对死者的审判和救赎,也强调驱鬼、保护世人。此外,与欧洲权力和财富可见的场景相比,中国皇帝有不可见的特点。但二者的地狱审判和死亡仪式,都是呈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场合,在此人们讲述有关美德与救赎的说教性故事,并可直视帝国的审判及其反应。     

缅怀著名因明学者杨化群教授

因明是佛教五明之一,起初为佛家论义之方便法,用于与其他各派、甚至是大小乘之间的辩论。“因明”这一词语首先出现于玄奘法师翻译的《瑜伽师地论》中,玄奘在印度那烂陀寺求法时,曾运用因明多次破斥外来论师的邪见,名震天竺。他回国后,创立了唯识宗,大大推动了中国因明学的发展。     

一位藏传佛教高僧视野中的汉地儒家

这里所讲的藏传佛教高僧,是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问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青海郭隆寺第二世土观活佛——罗桑确吉尼玛（公元1737—1802）。历史上郭隆寺及历辈土观活佛与清朝中央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732年该寺重新修复时,雍正皇帝钦赐寺名为佑宁寺。后来又迎接章嘉活佛和前一辈土观活佛阿旺却吉嘉措等到北京,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土观本人也应诏入京,次年（1763年）敕封静修禅师,得到无比荣宠,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格鲁派在甘、青地区的地位和作用。     

小城故事 爱上清迈

“泰北玫瑰”清迈府,秦王国第二大城市,以盛产鲜花和关女著称？这座小城代表着泰国旅游的另一面：没有人妖秀、没有梦幻海滩、没有疯狂派对,生猛海鲜大餐也不是这里的主打关食。作为七百年古都、南传佛教的发源地之一,它拥有的是数以百计的大小寺庙、无数精关的古迹、繁荣的手工艺品制作和宁静生动的小城生活。歌后邓丽君那句婉转的“小城故事多”唱的就是这里,而她最终长年居住于此,直至猝然离世。     

安徽合肥出土买地券中的佛教因素简

《文物春秋》2005年第3期所刊《安徽合肥出土的买地券述略》一文介绍的五代至宋代的买地券。其券文在具有浓厚道教色彩的同时,亦出现“南赡部洲”“为佛采花”之类明显带有佛教色彩的词汇。同样的内容还出现在江西、海南等地出土的买地券中。本文分析,这些墓主多为普通民众,并非一定是道教徒或佛教徒。佛道性质的内容同时出现在一块买地券文中,是五代宋元时期佛道融合,普通民众宗教信仰实用、功利的反映。     

佛教对河西走廊石窟绘画艺术的影响简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位于丝绸之路中段的河西走廊成了佛教东传和东西方文化密切对话并相互碰撞的前沿。作为佛教文化重要载体,石窟寺在河西大地上分布广泛,为宣传佛教文化和东西文化的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石窟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壁画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