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境内的汉僧及其地位

西夏是党项羌人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为中心所建立的政权,其境内生活着党项、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鞑靼等多种民族。西夏建国前后,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自德明开始,先后六次从中原宋朝求得大藏经,并据之用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进行翻译,现传世的百种西夏文佛经,大部分都译自汉文。西夏境内尽管民族众多,但无疑应以汉族人口居多,在前期的译经及后期的校经施经活动中,都有许多汉僧参与其中,加上中原佛教发展水平较高,故而汉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史料中对西夏汉僧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吐蕃僧人。从黑城出土的西夏佛教文物与文献,尤其是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文献的记载,结合史书的记载可以看出,汉僧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既不如回鹘僧人,也远逊于吐蕃僧人,更无法与西夏僧人相比。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由汉人在西夏境内社会地位低下这一因素决定的,其次应与西夏长期与宋朝为敌。西夏统治者对汉人僧侣怀有戒心不无关系。     

论敦煌佛教文献中的孝亲思想

孝亲的观念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石之一。在敦煌佛教文献中,就含有大量的有关孝亲思想的内容,主要有宣扬父母的养育之恩、宣扬孝子的孝行、对不孝子行为的鞭挞等三个方面。敦煌佛教文献中的孝亲观念是敦煌地区儒释交融的结果,并且与儒家所提倡的孝亲思想在目的、对象、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香港出土堆塑陶坛研究

在香港出土的陶瓷器中,有一类特殊的堆塑陶坛。器物修长,上宽下窄,椭圆形腹,腹部堆塑三到五道水波纹凸棱,高圈足。肩部堆贴一圈围栏和模印塑像。有盖,通常做成楼阁或塔刹形。陶坛外施酱黄釉,但大多都已剥落,有的甚至完全脱落,露出灰黄色胎。这类器物通常又被称为魂坛,除香港外,在广东的不少地区也有出土。对于其年代,以往有唐、宋两种不同的观点,也会笼统地说成唐宋时期。     

佛像与世相：南昌市晋墓出土佛教造像金戒指略说

1996年7月,南昌市绳金塔街的晋墓中出土了一枚以佛像为戒面装饰的金戒指。1997年9月,南昌市火车站地下停车场工地的晋墓中又出土了四枚这样的金戒指。     

明定陵出土帝后服饰（四）

2．霞帔 共出土2件,形制、大小相同。出自随葬器物箱内,与凤冠、佩饰等同出。孝端、孝靖后各1件。     

河西公与莫高窟

北周与周边少数民族以及西域诸国之间推行友好往来的对外政策,使得当时的丝绸之路进一步通达无阻,丝路重镇敦煌重现光彩,成为宇文氏王朝的西部重镇。因而,北周很重视对敦煌的管理和经营,令狐整、令狐休、韦填、段永、李贤、于义等相继担任敦煌统治者．敦煌佛教的兴盛与李贤、于义有密切关系。笔者以北周历任瓜州刺史与莫高窟的营建关系为视角,探讨了河西公李贤与莫高窟的营建关系,并对其与敦煌李姓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     

从早期佛像看佛教艺术东传及中西方文化交流

实物遗存及考古资料证明了佛教艺术经西域逐步传入我国,由初期的神佛共敬到模仿吸收、交流融合,最后逐渐摆脱了外来式样的影响,走向民族化、世俗化的创作形式,形成了一种独到而完美的艺术体系,对世界佛教艺术产生了重大影响。     

咸阳古渡遗址出土的隋唐佛教造像

咸阳古渡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桥头堡,古渡遗址附近出土了大量文物,为人们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军事提供了重要的物证。丝绸之路也称为佛教之路,咸阳古渡遗址出土的大量隋唐佛像为研究当时佛教文化活动以及中原和西域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     

阿里康村

康村是藏文khang—tsen的汉语音译,作为藏传佛教寺院中的基层组织,《藏汉大辞典》对其的解释是：“寺庙中大体上依僧徒来源家乡地区划分而成的僧团单位。”阿里康村,顾名思义,就是以阿里籍僧人为主体的僧团单位。     

西藏西部佛教寺院类型与年代分布

西藏西部以象泉河流域为中心的古格王国,是西藏“后弘期佛教”的复兴基地,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保存着不同历史时期的众多佛教寺院建筑,它们有的历经沧桑还仍然挺立在沙碛荒原,更多的则已经成为残墙断垣被湮灭在流沙坠石之中,成为永久的废墟供后人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