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江佛教石窟寺价值探析——以西资寺石佛造像为例

西资寺石佛造像体魄高大,气势宏伟,形象逼真,雕工精致,充分显示古代泉州石雕艺人的精湛技艺,是研究泉州石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同时,西资寺石佛造像也是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繁荣和佛教兴盛的重要标志,是福建省现存年代较早的大型宗教题刻造像,是研究晋江、泉州乃至福建佛教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菩萨骑牛为哪般?“解冤结”信仰初考

今年岁逢辛丑,适为“牛年”。对于较为熟悉佛教造像者而言,菩萨造像中菩萨所乘座骑为狮象龙虎者,倶为常见,可座骑为牛者,实不多见。殊不知,佛教诸神谱系之中,有一位“解冤结菩萨”,所乘座骑即为牛。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道理浅显而朴实,是中国民众希求平安、倡导和谐的基本诉求之一。     

西安碑林新藏《唐万善寺尼那罗延墓志》考疏

西安碑林博物馆新入藏<唐万善寺尼那罗延墓志>一方,志主曾是一名宫人,后嫁与德宗朝的著名宦官王希迁,在宪宗元和末迎奉佛骨的气氛中寡居多年的志主出家为比丘尼.这方墓志对于研究唐代宦官的婚姻结构、宗教信仰等内容更是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是一则值得重视的新资料.     

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论王维的“寂乐”与“闲余”境界

王维在《饭覆釜山僧》诗中曾述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认为只有寂灭了尘世的烦恼,才是一种至高至妙的本真极乐,从此就可以进入随缘任运,闲逸自在,悠然自得,游刃有余的境界。通过对王维诗文的研究,我们发现,王维的这种境界,也就是他徜徉于大自然山水与佛教精神王国中的无可无不可境界。     

梵天净土——众名岳之宗

梵净山名源于佛教梵语“梵天净土”,隋唐时就被当地人民视为神山,朝拜者络绎不绝,明隆庆年间和万历年间对梵净山进行了两次长达数十年的大规模修建。特别是万历年间明神宗降旨重建梵净山,妙玄禅师带高僧5人,法徒34人主持重建事宜,终使梵净山成为拥有5皇寺48觉庵的佛教圣地、“弥勒道场”。     

神道影响下之日本人的生死观

1、本土宗教一神道影响日本人的生死观 日本是个多信仰的国家,日本人在信奉一种宗教的同时,大多数人都会兼信奉其他宗教。这表明,日本人是比较容易接受各种宗教的影响,在精神思想上也较容易接受所信奉宗教的思想意识渗透。有统、十显示,在诸多宗教中,信奉神教的超过一亿人,信奉佛教的约有九千万人,其他如基督教约为一百五十万人,     

百年金陵刻经处

金陵刻经处,位于南京淮海路35号,主要建筑有深柳堂、祗洹精舍、经版楼、杨仁山居士墓塔等。始创于清同治五年(1866),初在北极阁,后迁至常府街花牌楼,光绪二十三年(1897)迁入延龄巷今址。明清建筑,庭院深深,实乃喧嚣闹市中的一片净土阆苑。金陵刻经处的创建者,为清末著名佛教居士杨仁山(1837~1911)先生。杨仁山,字文会,皖南石埭(今池州市石台县)人,道光十七年(1837)生于石埭下杨     

南诏大理国菩萨造像鉴赏

<正>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作为连接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云南很早就和印度有着交通往来。从新发现的考古资料看,至少在东汉时期,便有佛像传入云南。然而佛教在云南的兴盛,主要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统治者的推崇,自上往下的推广。南诏、大理国的君主把佛教尊为国教。这一时期留下了无数精美的佛教文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理国描工张胜温画梵像卷》。这件全长1635.5厘米的画卷共绘有佛、菩萨、护法明王、君臣平民等各色人物774人,开卷即为大理国利贞皇帝段智兴率文武群臣礼佛(图一),堪称大理国重要的一件皇家恢宏之作,是现在研究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艺术最重要的史料。     

神迹异事 丰碑妙刻 姜兴绍造佛石像碑考述

南京博物院历代雕塑馆馆厅中间陈列着2块砂岩质地佛教碑刻,其中一块说明牌标注:“姜兴绍造佛石像碑,北齐河清年间(562-565年),高158厘米,宽70厘米,厚16.5厘米,南京博物院藏。”此碑发现的时间、地点、经手者与流传过程皆不明。馆内未见拓本,细勘原石刻铭,除少许残泐外,字迹大致能看清,铭文书法朴茂,文字内容相对完整,加之碑刻图案构思巧妙,雕作精湛,是一件值得细细品读的北朝佳作。     

布达拉宫一期工程维修理念和方法

布达拉宫,是西藏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堡式建筑群。它是西藏后弘期佛教建筑的杰出代表,五世达赖喇嘛的驻锡地和政教合一的场所。建筑特点是宫殿与寺庙结合,巧妙利用地形,就地取材,形成土、石、木的碉楼结构。其总平面布局不强调均衡对称,而是追求建立纵向延伸的空间序列结构,从而营造起主殿高于偏殿和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