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族民间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

从古至今,人类不断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民族文化,通过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延续,集中反映了我国人民的人文精神文化和设计创新发展水平.可以说,没有从古至今的民族民间文化的奠基,就不可能有现代设计的延续与发展.本文着重探讨的是传统民族民间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从而加强人们对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视.     

传统测绘技术在福州古建筑修复中应用的必要性研究

文章主要论述了传统测绘技术在古建筑修复中的优势和作用,同时介绍了传统测绘技术的基本工具和操作方法,并结合作者亲身参与的实际案例展开研究,希望能够帮助人们对于传统测绘技术在古建筑修复中的应用必要性产生更好的认知。     

黄河改道的区域地理效应与故道遗产活化——以黄河故道(江苏段)为例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相关讨论忽视了黄河故道,这是黄河历史文化的缺失。为了重现黄河历史文化的真实性与完整性,黄河故道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地位必须得到认可。研究以黄河故道(江苏段)为例,归纳总结了黄河改道的区域地理效应,梳理出黄河故道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再现了黄河故道的形成与演进历史。建议将黄河故道纳入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范畴,借助黄河故道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以民众需求为导向挖掘故道遗产的多样功能,建造黄河生态休闲和文化体验带,塑造大河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文旅表征,实现故道遗产活化。     

山西元明寺庙壁画图像叙事的农本意识——以新绛东岳稷益庙和洪洞广胜寺水神庙为中心

山西寺庙作为传统村落的文化中心,是民众信仰生活和日常生活的集中场域。新绛稷益庙和洪洞水神庙壁画内容皆以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为题材,呈现了特定历史时期本土农耕生活、祭祀仪式的真实场景。两座民间庙宇壁画中的农事图像,以特定的空间表现了农事活动的时间秩序,展现了元明时期晋南乡村民众应对农事灾害的行动策略。图像化的农业祭祀活动是特定时代国家意志的民间践行,体现了“以礼行俗”的两个面向,即“礼的民间化”和“俗的实践性”,并且逐渐演变为社会观念和文化行为的象征性表达,由此使中国传统社会的农本意识在寺庙壁画的农事图像中得以彰显。     

城郊传统村落旅游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以广州溪头村为例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城郊传统村落旅游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城郊传统村落旅游已逐渐成为一种提升幸福感的重要休闲旅游方式。本文选择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溪头村作为案例地,通过旅游幸福感的量表测度城郊传统村落旅游给城市居民带来的幸福感及其特征,并探究人口统计特征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里下河平原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的演变过程(1570—1938)

1570年后,淮河进入里下河平原的地表径流量持续增加,该区域内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因此发生很大变化。万历年间“分黄导淮”后,淮水从里下河北部的泾河、子婴沟等入广洋湖,再由射阳河入海,而高邮东南诸水皆汇聚于渌洋湖。康熙年间的“北坝南迁”改变了这一格局。由于归海坝南移,淮水汇聚于里下河中部,自南向北漫流,致使大纵湖与九里荡、马家荡等连为一体,出现南北向的带状湖泊水域。广洋湖因来水减少,原本的统一湖面又分解为獐狮、火盆、郭正、广洋等几处分散的湖荡。归海坝的开启与否,直接影响了里下河的水文环境,并由此出现洪水年和平水年两种截然不同的湖泊分布与水系格局。     

论平面艺术设计的中国语言

当前,在平面设计中,基本都是西方的艺术设计理论,缺少真正的中国设计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文中,对平面艺术设计的中国语言进行了分析,希望可以为本土平面设计的中国化发展提供支持.     

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研究——以重庆为例

选取风险源、风险受体状态、风险响应三个方面16个指标,以外部自然、人文因素、传统村落内部景观和建筑结构等为切入点,构建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评价体系,分析重庆市110个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并针对性地提出保护建议。研究表明：(1)构建的风险评价体系能够综合反映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外部压力和内部脆弱性,体现其空间差异。(2)重庆市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属较高及以上等级的有42个,占村落总数的1/3以上,主要分布于渝东南武陵山中山地区,如酉阳、秀山等地。(3)风险等级较高及以上的传统村落,应提升主体风险防范能力,合理规划村落发展,避免城镇边界扩张挤压传统村落空间,导致其非自然性衰落。山地传统村落空间系统风险研究从宏观揭示风险驱动因子,识别风险胁迫大小,对传统村落精准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在近代转换中的失衡

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在近代社会中的转型,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从文化心理的显性结构来看,民族情感凸现于情感结构之外,并涵化了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使各维结构发生了变异与错位。从隐性结构来看,被民族情感渗透与驱动的思维方式,出现了绝对两极化的倾向,它不能容忍折衷调和,更反对多元共存,以至于衍化成“左”与“右”的绝对对立并造成后来“左”倾一元独统的文化态势。由思维方式的绝对两极化导致行为方式的偏激化。这种偏激,在文化取向上形成了尚西趋新的行为定势和与传统实行彻底决裂的文化欲求。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在近代转换中的失衡,还表现为人格追求与行为方式既粘连又悖离,即实践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文化转化为生命意识的悲剧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