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微电影——目的地营销传播新方式

微电影在近两年内十分流行,由于其所具备的特点、优势,已经成为营销传播的重要工具。旅游近几年的发展一直稳步向前,但是也面临着许多问题。旅游的营销传播方式一直比较滞后,很少将较新的互动方式作为营销的手段。本文利用营销传播原理,考虑将旅游融入微电影,作为旅游目的地形象营销传播的新方式。     

辩证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载体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传播载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对于传播载体的科学认知,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的实效性。把传播载体置于受众、传播者、价值观本身的系统结构中进行理性审视,有利于我们全面、联系、动态地认识、对待传播载体。     

考古工作与考古遗址博物馆展示传播的关系

考古工作为考古遗址博物馆提供藏品、展品和丰富的考古信息,而考古遗址博物馆是进行考古宣传与教育的重要阵地。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中,为了更好地展示并传播考古信息,考古人应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树立展示传播的意识,不是"窄播"意识,而是"广播"意识,并非只考虑将考古成果"窄播"给考古圈内的学者,也要"广播"给博物馆展览策划师、广大公众;而且考古人应该从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科学研究三个方面为考古遗址博物馆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马士曼与近代最早的铅印中文书籍

在苏精对19世纪传教士中文印刷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印度塞兰坡英国浸礼会旧址和收集保存在当地的一些书籍和资料,进一步探讨19世纪早期马士曼等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印度塞兰坡所开展的中文铅活字印刷事业,认为马士曼等人于1813年翻译出版的新约圣经中的《若翰所书之福音》(《约翰福音》),应系近代应用铅活字印刷技术所印出的第一本中文书籍。而且,塞兰坡的铅活字印刷影响到马礼逊、台约尔等伦敦会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和南洋的铅活字印刷活动,两地之间既有竞争,也有相互激励和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近代早期西方铅活字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同时,还探讨了新教在亚洲传播过程中传教与经商、宗教与文化传播相互交融的复杂关系。     

穿行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贵州新学——《新学入黔：贵州近代教育的源流与发展》序

近代"新学"的传播一方面与"西学"的挑激与引进有关,一方面也与儒家传统内部变革思想的高涨紧密相联.就"新学"入黔并逐渐本土化的具体过程而言,无论国家权力系统或地方知识精英,都发挥了主导性的范约作用,并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知识格局.严修、李端菜、张之洞、粱启超四人,虽然他们最终的价值选择不尽相同,但均一度徘徊或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直接间接地影响了黔地"新学"的传播,值得以个案的方式认真加以研究.地方精英华之鸿创办文通书局,在"新学"的传播史上可说是厥功甚伟.抗日战争时期大批外省高校内迁贵州从事讲学科研活动,则标志着地方文化的现代性转型进入了"质"的飞跃发展阶段.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语言生活和认同结构——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分析

为了客观反映马来西亚华人在语言和认同等领域的现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通过基本数据材料的分析,探讨了当今马来西亚吉隆坡、古晋、吧巴和诗巫等地的华人认同情况.在语言方面,华人子弟在小学阶段大致打好华语基础,同时保持华人认同.在日常生活中,华语和华人方言的使用占优势,但在商业和职业范围,马来语和英语的使用率有所增加.经济生活方面,华人发扬了传统的奋斗精神,贡献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政治认同方面,华人对马来西亚的认同,远远高于对中国等其它对象的认同.结果显示:华人既保持华人性而又能动地适应国民规范;华人以民族语言维持传统文化的族群社会功能,扮演着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在这一过程中,华人形成了本身的"华人文化圈"并进一步孕育着华人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节日走向——以当代中国节日为例

21世纪是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信息技术与快速的交通方式将广袤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共处的地球村落。原本天地悬隔、各自分离、独立自足的族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迅速成为声息相通的"邻里街坊"。原本各自独立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文化经验,使族群拥有各自的文化传统,这些有着独立文化传统的族群在全球化过程中猝然相遇,彼此之间的冲突与不适不可避免,因此互相的磨合、适应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     

轻便相机 用心拍摄 精心制作 同样出“彩”

本期刊登一位影友的文章,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抱着玩中拍、拍着玩的心态,也许从他的字里行间中你可以体会到一个摄影人的快乐,也欢迎您把自己在摄影创作过程中的感受和心得体会写出来,与广大影友分享摄影带来的快乐!——编者     

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如何把好“四关”

<正>志书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和价值所在,如何把好志稿的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文风关是每个地方志工作者应认真把握的问题,那么在志书编纂过程     

国家起源的理论

千百年来,国家起源一直是伟大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关注的一个话题,从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霍布斯、卢梭、弗格森、孔德到摩尔根、马恩和列宁,都有过经典性的系统论述。时至今日,在新资料、新方法、新技术的支持下,在吸收过去理论成就的基础上,国家起源更成为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国家文明起源)之一,并且产生了很多既有实证性又有理论性的研究成果。卡内罗在这篇经典文章中,对当今各种理论流派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总结。就他自身而言,是持强制论或者说战争论的观点,认为战争是国家兴起的主要动力。他甚至认为,世界各地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都毫无二致地证明战争是早期国家形成的根本原因,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国家兴起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然,他也认为,战争并非国家起源的唯一因素。尽管战争可能是国家兴起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国家的兴起还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经过一些具体的过程,例如自然的限制、社会的限制、资源的集中、政治的演化等等。卡内罗的战争论虽然是一家之言,但由于它对历史的继承和现实的尊重而有巨大的合理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文明起源研究有重大影响,而且今后仍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写作于1970年,从时间上看观点已显陈旧,但是作为国家起源理论的一种重要流派,仍然值得介绍和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