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成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转型

改革开放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发生了大转型,其根本原因虽是改革开放的时势使然,但亦不可忽视有一批率先与时俱进、锐意开拓创新的著名学者发挥重要倡导和推动作用,其中的重要一员就是王庆成。王庆成以其所在的重要职位、所具有的广博视野和学识,一方面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改进太平天国史研究、开创社会经济史研究,号召社会史研究;另一方面更是在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中提倡设立城市史、近代化等新领域的课题,并得到全国学界热烈而广泛的响应。由此,他不仅开拓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视野、新领域,而且使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题从先前的只有反帝反封建一个,改变为另有近代化与之并存的两个,在中国近代史研究大转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辽史·百官志》官职官署补——据《满洲金石志》

学界已从大量金石文献中找到了部分未载于《辽史·百官志》的官职材料,然尚多有遗漏.《满洲金石志》是第一部对东北金石文献进行整理、录文、考订的金石跋尾类著作,其中包含大量辽代官职与官署,今将《辽史》未记载之官职官署从该书中辑出,依《辽志》体例胪列,以补正史之阙.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新进展(2002～2004年)

从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学术界共出版国史专著、教材、辞书等近600部,发表学术论文980多篇。其中关于政治方面的论文480多篇,经济方面的280多篇,文化方面的100多篇,外交方面的70多篇,军事方面的20多篇,其他方面的30多篇。2004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也掀起了学者研究国史的高潮,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在诸多著作中,有些是系统地、全方位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进行研究和阐述的,如金春明主编的《中华人民     

马圈湾汉简所见一次发生在车师的战争

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第5号探方所出简牍材料中有一批简文集中反映了王莽时期一次发生在车师的战争。前人多认此役为天凤三年至四年（16—17）的王骏征伐西域战争之结尾。文章对此说提出了商榷,大致推定此役实与王骏征伐西域战争无关。     

概念史视野中的“新疆”

已经“去语境化”的“新疆”是现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省级政区专名。但在传统时期,各类汉文文献中所载“新疆”则另有所指。福柯认为,话语是决定我们知识、权力以及伦理的规则。本文试从概念史的角度,梳理宋代至清末近千年中“新疆”的时空分布及其意涵,试析曾经作为一类政治地理概念的“新疆”在传统叙事中所处的定位,并结合晚清洋务著述中“新疆”的错置现象,重新审视近代“新疆”“故土新归”意涵之说,从而丰富对“新疆”这一古老概念的理解。     

近代以来韩国学界中国史研究述评

近代韩国的中国史研究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压迫下萌芽,伴随“光复”起步发展,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繁荣期,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成熟期。其研究脉络不仅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宝贵经验与诸多治史理念,也融合了近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特色,其研究领域从朝鲜民族本位的“脱殖民史学”端启,逐渐扩展至中国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全面化、分门化、细节化的趋势。特别是,“闵斗基学派”编修、出版的《讲座中国史》,则成为繁荣时代的代表著作。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韩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及不同阶段的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带来启示。     

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图》中广东地区图面内容的比较研究——兼与广西地区对比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清初官方主导实测的经纬度地图,对清代直至民国初期地图的绘制产生深远影响。对其数字化可为自然、人文要素变迁研究提供这一时间断面具有相对准确位置的地理数据,这对自然要素的变迁研究尤为重要。以图中广东地区为例,采用不同的地图配准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乾隆十三排图》对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继承与发展,并与之前有关广西的数字化研究作比较。研究发现《乾隆十三排图》以康熙《皇舆全览图》为基础,使用相同的坐标系,但是两个地区坐标系的偏移程度不同,主要与地理配准方式有关;图面内容的承继也有差异,这与清初对两个地区开发程度有关。     

2022年国家治理史研究综述

2022年,国家治理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围绕“治理”的基本要义,学界逐步将问题意识聚焦到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方略、政治举措的运作机理上,并从财政、经济、边疆、民族、灾害、环境等多个维度丰富了“治理”的实践意涵,进而对推进我国治理体系的革新完善提出真知灼见。推进国家治理史研究,应加强理论建设,加强整体性、贯通性研究,加强多学科协同。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新论

学术界将远古神话与殷周史官和牍纳入史学的“童年说”、“草创说”、“萌芽说”。笔认为，商周及其以前的神话传说和字资料只能说是先人无意识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殷周史官不可佩上史学工作的标签，其所录的“官书”也不能拔高到史的地位，只是到了西周晚期至迟在公元前841年，周室及各国史官已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时事，编排国史。他们从最初那种单纯的宗教神官和“掌官书以赞治”的宝座上渐渐地转轨到后世意义的史官位置上，开始将眼光投向历史，为史而作书，中国古代的史学当于此时萌芽。公元前841年的共和纪年，应是史学孕足而娩的重要标志。     

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检视与思考

中俄交往始于蒙古西征和金帐汗国时代(1238-1480年),中国学人撰写俄国史自1878年刊印的鹭江奇迹人的《俄国志略》,到今天已经有整整140年的历史。中国的俄国史学科伴随民族命运、国家危机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负有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使命。因此,俄国史学科在中国一直发挥着“知夷”和“盗火”的两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俄国史(包括苏联时期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研究获得了70年的巨大发展,主要成就有:1985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1992年英文更名为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史研究会),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校、国家有关部委及党政机构纷纷设立俄国史或俄罗斯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从历史学学士、俄国史硕士到俄国史博士的三级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俄国史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业期刊创立并连续出版,大量的俄国通史、中俄(中苏)关系史、专题著作、各类教科书、翻译著作(来自俄文、英法、法文、德文、波兰文等)出版,中国俄国史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合作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俄罗斯学”新学科正在建立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