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发现的唐代铸币遗存浅析

2000年至2001年,广州市文物部门对广州百货大厦新翼广场进行了考古发掘。考古发掘分Ⅰ区、Ⅱ区两个点进行,共布探方四个(编号为T1—T4),实际发掘面积为340平方米。Ⅰ区位于施工范围东部,布8×8米探方两个;Ⅱ区位于Ⅰ区以西14米,布10×15米探方两个。分别清理出一处三国时期的钱币窖藏和一处唐代铸币遗迹,今将唐代铸币遗迹介绍如下。     

"开元石幢"题记商榷

《考古与文物》 2 0 0 1年第 5期刊有《新发现的“开元石幢”及相关问题》 (以下简称为《石幢》)一文。文章介绍了 1 993年在西安市西南郊带钢厂出土的唐开元年间石幢一块 ,并用较大篇幅对石幢的题记作了详尽考释。遗憾的是 ,这些考释大部分不能成立。我们先看《石幢》对题记的断句 ,即“故幢 ,主社 ,正郭 ,庆 1集 ,奉为开元神武皇帝 ,太子 ,诸王 ,公主 ,文武百官及法界苍生建立”共 33字。然后 ,《石幢》释“故幢”为“早年所雕”的幢 ;释“主社”为“主掌土地神”;释“正郭”为“正果”;释“庆集” (主要释“集”)为“生无量之义”;释“开…     

安徽东至出土一批唐开元钱

2007年元月,东至县城一建筑工地挖出一小陶罐,内装唐开元钱102枚（另有乾元小平1枚）。钱表颇佳,但骨体多已酥松。经清理,其中8枚为中兴期扁头“通”钱,因其只占总量的7．7％,由此推算,该窖藏时间应在中兴之初的代宗年间。[第一段]     

开元通宝中对厚重与通头变异钱的分析

在中国的铸钱史上,历代都能发现厚重钱。比较典型的是新莽货泉中的厚重钱,俗称“饼钱”。货泉饼钱在史书上并无记载。发现的地区集中在以陕西为中心的邻近地区。因此分析它应该是新莽时期的一种地方货币。[第一段]     

简议高阳桥下出土的铅锡钱

我国古代的金属铸币中,铜钱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货币流通领域里,铅锡钱也往往具有一定的份额。例如,五代十国闽王王审知的开元通宝钱,南汉的乾亨重宝钱等。清咸丰四年,更铸过大小多种铅钱。只是它们多被人以私铸和冥币相论,惟锡母钱方能引人重视。     

会昌开元钱研究

公元 8 45年 ,唐武宗李炎铸开元通宝背文钱凡 2 0余种 ,有昌、洛、益、京、荆、越、襄、宣、洪、兖、润、鄂、平、福、兴、广、桂、潭、丹、梓、梁等 ,其中昌为年号 ,余为地名。因此类钱铸于会昌五年 ,故称为会昌开元钱。它与武德开元通宝的主要区别有三 :会昌开元钱体变小 ;钱文已失欧阳询人分隶书体原貌 ;出现 2 0多种背文钱。铸造会昌钱要大量用铜。其所用之铜并不依靠铜矿 ,而是尽取全国各佛寺大量佛像等铜器 ,熔铸为钱。研究会昌钱 ,必从武宗灭佛入手。一、会昌开元钱的铸因武宗认为兴佛是大唐的祸根 ,他对先王诸举措 ,忧虑不已。二十…     

宁夏固原唐墓出土一枚萨珊卑路斯银币

~~　　依新近统计,中国发现波斯萨珊银币目前共计40多批,总数在1900枚以上,其中卑路斯银币468枚④。已公布的宁夏固原发现的两枚卑路斯银币,一枚为固原东郊雷祖庙村北魏漆棺墓(AD486年左右)出土;一枚出自固原南郊小马庄村隋代史射勿墓(AD609)。波斯萨珊朝通使中国第一次见于记载是在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AD455),此为卑路斯即位的前二年,其后卑路斯在位时期于461、466、468、476各年都曾通使中国。该枚卑路斯银币出土于固原南塬唐墓中,使我们对5—9世纪途经原州的“丝绸之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⑤。宁夏固原唐墓出土一枚萨珊卑路斯银币@余军…     

古钱今用 反腐倡廉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60周年前夕,笔者在库尔勒市人民西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文化广场围墙上,目睹了师部纪委监察局主编的一套法制宣传画。其中一版面格外醒目,将一枚具有历史代表性的唐朝“开元通宝”古钱,用一条粗壮的铁链与一副手铐或者脚镣焊接起来,其钱下底衬鲜红色（象征光明自由）,手铐或脚镣的衬底为暗黑色（黑暗自毁）。     

再论唐代新疆铸造的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钱币

新疆历史上的货币在宋朝之前,一直都是仿铸内地形制的钱币铸造,比如两汉时期以及汉末以后有新疆仿铸的龟兹五铢钱,还有铸工轻薄粗劣的无文小钱。唐朝收复西域之后,入疆唐军又及时仿铸了“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钱以维持军队所需费用。目前,钱学界基本上对西域唐军仿铸过“乾元重宝”钱持肯定态度,但是西域唐军是否也仿铸过“开元”钱,观点还不一致,还需要有更充分的证据加以证实。     

明抄本天圣《田令》及后附开元《田令》的校录与复原

戴建国先生在天一阁发现的明抄本北宋天圣令及后附唐开元令十卷,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其中的天圣《田令》及后附唐开元《田令》,相继由日本学者兼田信一郎、池田温和戴氏本人点校,在中日两国杂志三次刊登。三种校本均源自戴氏录文。笔者在仔细研读了这些点校本后,发现其中一些文字的录校尚有疑问,个别文句也难于通读。此外,原抄本的状况、格式和页数、行数,戴氏的录文和描述也欠详细。为解决这些问题,承天一阁博物馆破例允许,2001年春,笔者亲赴该馆调查并校核两田令原文。本文第一部分介绍抄本状况;第二部分校录天圣《田令》及后附开元《田令》,并考释抄本部分存疑文句;第三部分讨论天圣《田令》采用和修改的七条开元《田令》的复原问题,尝试将开元《田令》全篇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