浚县恩荣坊的搬迁复原经过

浚县大伾山西坡百猴路中段,巍然耸立着一座结构奇特、形式壮观、造型优美、雕工精细的石牌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恩荣坊。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一省级文物,浚县文物部门从1997年9月起,历时8个月,将它从浚县城西南25公里的卫贤乡卫贤村北大街搬迁至此。当时,我们都在浚县大伾山风景区管理处（与浚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合署办公）工作（张富民任宣教科科长,朱中月系办公室干部）,参与了该牌坊的搬迁、修复工作。现根据我们的记忆和其他当事人的叙述写成本文。     

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

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筒中包含若干成坨的竹简,本文利用《竹简》[贰]提供的“竹简揭剥位置示意图”对“广成乡嘉禾六年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中的广成里部分进行了初步复原,并讨论了册书的构成与形制。研究表明,这种“吏民簿”为吏民合籍,同里居民排列的顺序大致是民在前,吏在後;通过比对“嘉禾吏民田家莉”发现,身份相同的居民则按照“丘”集中排列。这显示了作为户口编制的“里”与“丘”的密切关系,同时再次证明,“丘”是居住地。     

厥功甚伟 其德永馨——纪念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

2005年是马衡先生逝世50周年。他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直至1952年调离,在故宫服务了27年,任院长19年。本文按照时间线索,追溯了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贡献。博物院创建之初,马衡与同仁为捍卫和保存最初的博物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任古物馆负责人期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后,他着重抓了文物的清点,八年抗战中又组织南迁文物的西迁疏散,保护文物安全,立下了不朽业绩,其间还多次举办国内外展览;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领导了故宫博物院的复原工作,接收散失文物,并顺应历史潮流,使南京政府空运北平本院文物珍品去台湾的妄想落空。马衡先生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金石学大师,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     

关于郑和宝船尺度的技术分析

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有人提议应建造一艘郑和宝船实船,并按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的船队航行路线走一遍,重走郑和路,重现郑和宝船雄姿,这当然是件十分有意义的事。可是建造郑和宝船却非易事,于是郑和宝船究竟有多大,应该如何复原。再次提上日程,因为这是一个必须逾越的程序。     

南宋六陵诸攒宫方位的复原意见

南宋六陵位于绍兴县富盛镇赵家岙宝山南麓(今"绍兴县茶场"内),北为宝山(雾连山),南为新妇尖,中为山丘起伏的谷地,因时有土地平整,今两山间较平坦。南宋时期这里营建了七帝、七后攒宫,形成了规模可观的陵区。     

抗战胜利后收复区的救济与复原

为了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利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援华物资在收复区进行了紧急救济与复原。它在难民的救济与安置、工农业生产的复原与经济的复兴等方面都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但这些成果也随之散失在内战战火中。     

青铜弩机的修复及模型复原

弩机在古战场上具有射得更远、杀伤力更强、更加精准的特点,是性能十分优越的远搏兵器。本件汉代弩机器物通体锈蚀,望山与钩心锈死,望山瞄准部分与两枚栓残损缺失,郭内无法活动。文章通过探究古代弩机的结构、铸造和发射原理,对青铜弩机病害部分进行修复,制作尺寸相近且形制符合当年弩与弩箭的模型,恢复其战时功能。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校补六则

西夏文《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西夏的社会状况,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依据《俄藏黑水城文献》底片中的Инв.No.5590号写本未刊残片和Инв.No.5581号刻本未刊残页,补克恰诺夫俄译本、《俄藏黑水城文献》本和杜建录等整理本所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和卷十三中的123个字。其中89个字此前未曾校补,内容包括卷七《为投诚者安置门》“头诚人不告纳取畜物”条前半部分、“内宫任职逃后投诚”条后半部分、“他人妻强行夺重返”条后半部分、“他人妻逃后投诚”条前半部分和卷十三《执符铁箭显贵言等失门》“转领符牌告导送”条最后部分。另外34个字为卷七卷前目次,此前曾经正文校补,但Инв.No.5590号写本未刊残片,对确定《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卷前目次仍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BIM技术对麦积山第44窟虚拟复原初探

作为文化遗产虚拟复原的重要手段,BIM技术需明确其复原理念和方法.本文以麦积山石窟第44窟为例,阐述文献、数据、调查与技术相结合的数字化复原方法,所遇问题和复原意义,指出BIM技术在遗产虚拟复原中的独特性和价值,并对其发展进行展望,为日后的遗产保护和考古工作奠定基础.     

河曲坪头遗址F1的试复原

坪头遗址位于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其北高南低,背风向阳,东倚山丘,西与内蒙古准格尔旗隔黄河相望,南北为流水冲沟（图一）。为了配合准朔铁路（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山西朔州）的建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忻州市文物管理处、河曲县博物馆于2009年冬和2010年春夏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前后两次发掘出龙山时期白灰面房址5座,陶窑4座,墓葬1座,灰坑数个及大量陶、石、骨器^[1]。该遗址的发掘对晋西北地区龙山时期文化序列及史前聚落形态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鉴于资料的珍贵性,山西省博物院对该遗址保存较好的F1进行了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