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破碎为完美——蒋道银先生的修瓷技艺

走进上海博物馆陶瓷陈列厅,展柜里一件件历朝历代精美的陶瓷器,展示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展台上有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出土的距今约8800年的早期陶片;有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出土的距今约6800年的灰陶器,有仰韶文化繁盛时期的代表陕西半坡型彩陶器;还有上海本土发现的距今5500年     

阿尔泰通用银券——新疆钱币图说（三）

阿尔泰地区在清代一直隶属于乌里雅苏台将军所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设阿尔泰办事大臣,但仍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统领。民国成立后,阿尔泰办事大臣改为阿尔泰办事长官,首任长官为著名的土尔扈特蒙古部首领帕勒塔。阿尔泰作为独立的行政区,由北京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地区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于当年11月10日宣布独立。第二年,刚宣布独立的外蒙古便派兵攻占了科布多,并企图进一步占领与科布多毗连的阿尔泰地区。因新疆及时派兵增援,击退了沙皇俄国支持下的外蒙军队对阿尔泰地区…     

“大跃进”年代的独特银章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这首歌词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后期,正是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岁月。这首歌一度盛行全国,老少皆会颂唱,它记载着“大跃进”的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这首“跃进歌”也许已被人们逐渐淡忘了。     

制度背后的技术、环境与政治:以清代柴塘岁修专项银设立为中心

清代两浙大规模从柴塘改建为石塘开始于乾隆第五次南巡。乾隆希望通过河工、海塘来成就不朽功勋,谕令在并不需要改建的柴塘中伺机改建石塘,强调以柴塘作坦水且不必岁修,这违背了石塘需要间接护岸工程的技术要求。乾隆深知如果新建石塘仍建设与维护间接护岸工程,将无疑说明其决策失误。当臣工谈到新修石塘需修筑坦水或者岁修作为石塘外护的柴塘,他的反应是: 反复声称柴塘作为石塘外护不需岁修,把决策失误责任推卸给相关臣工,隐晦或者露骨暗示钦差大员把责任推卸给相关人员。即使皇帝极力维护自己决策正确,但客观技术要求终使他批准了柴塘岁修专项银制度,也从侧面说明了其决策不当。整个过程充分说明,在涉及古代大型公共水利工程的制度问题时,技术与环境因素往往要让位于政治,在制度、技术、环境和政治因素的复杂交织中,历史的复杂性得以凸显。     

“错金银”质疑

在我国文物宝库中,有一种用金银装饰在铜器表面的工艺,利用金银和青铜的不同光泽映衬出色彩辉煌的图案与铭文,现通称“金银错”或“错金银”。据资料所见,此种工艺的出现约始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但此种“金错”制作工艺并不见于文献记载。一般认为其工艺程序如下：即铸造器物时先在青铜器表面预铸出浅凹的纹饰或字形(精细的纹饰是先铸器物再在器表面錾刻呈“△”形的槽),底面需制成凹凸不平状,然后在呈梯形的槽内嵌入金丝或金片,最后用厝石磨锉平滑。     

丰润县经幢地宫出土文物

在1964年对丰润县旧城进行改造时,在城内一经幢的地宫中发现一批重要物,其中有：银棺、银瓶、金瓶、银牌位等。这批物除金瓶在流传中被毁外,余现藏于丰润县物管理所,兹将这批物介绍如下：     

贵州官钱局贰钱银圆

清中期开始,外国银元大量倾销中国。中国的足色纹银与成色8．9的外国银元兑换时,损失惨重,朝野有识之士多次建议清廷自制银元,但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才由张之洞主持发行了第一套机制银币——广东七三反版。在此之前,各地曾用土模打制过少量银饼,如道光时的台湾老公银,咸丰六年(1856年)的上海银饼,光绪十年(1884年)的吉林厂平银饼等等。     

明代浙江地区存留钱粮的财政功能与杂办银的成立

明史学界一般认为,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侵夺,卫所军饷、宗室廪禄开支的增大和宝钞的贬值是造成地方政府公费银转嫁给里甲人户承担的原因。其实地方存留粮除用来支付官员俸禄、儒学师生廪给和孤铎口粮之外,主要用于卫所军的备用粮,并不负担地方政府的公费开支。因此,使用地方存留粮补足屯田子粒的缺额,不但有据可依,而且与地方公费不足用的问题之间也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各项公费支出使用的"官钱粮"其实专指存留钱钞,所以明前期持续的宝钞贬值是造成公费转嫁的直接原因。里甲人户最初以"甲首钱"的名目负担各项公费支出,随着地方财政用银量的增大,最终在正德时期形成了正式的"杂办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