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全媒体打造陕西旅游目的地新形象初论

陕西是中国旅游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被誉为"天然的历史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乾陵、法门寺、西安城墙、西安碑林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名扬天下。这里山川秀美,景色怡人,西岳华山、黄河壶口瀑布、陕南秦巴山地、秦岭主峰太白山等自然景区都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的目光。但在全媒体时代,如何扩大知名度、提高美誉度,实现旅游资讯和旅游目的地新形象传播的有机统一,有待进一步厘清思路,深入研讨。一、对信息受众进行定位与细分,有针对性的选择媒体平台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智慧旅游管理

我国当前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在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各行各业都在努力汲取着信息化发展的营养,争先恐后地发展自己的行业,与此同时在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旅游行业出现了新名词:智慧旅游,智慧旅游的出现对我国旅游事业整体质量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就是针对智慧旅游管理进行研究和分析的。本文的写作思路是首先针对智慧旅游这个新名词概念的解释,其次是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智慧旅游的整体体系和目前的发展现状,最后是对智慧旅游在我国发展前景的展望。     

动物考古学与复杂社会——动物群分析在贸易、社会地位和族属研究中的某些应用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动物考古学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利用动物骨骼遗存研究复杂社会显示出动物考古学的特殊魅力。本文利用旧大陆西部和新大陆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案例,首先讨论了动物和动物产品在贸易和交换中的作用,接下来又探讨了动物遗存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重建社会不平等,最后,则批判地考察了动物遗存在辨认史前和历史时代早期族群差异方面的作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讨论了从事复杂社会研究的动物考古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作者认为,动物群分析可以作为研究复杂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有效方法。动物考古学除了为饮食和生存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之外,动物骨骼分析还可以用于重建过去的交换系统,辨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族属。但要做到这一点,动物考古学家必须把分析建立在大量精心收集且出自合适的考古学遗迹单位的动物遗存之上。这意味着动物考古学家必须首先是考古学家,他们应当少花一些时间担心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以及其他计算生物分类单元丰度的方式的优劣上,而应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考虑怎样能把动物资料与其他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整合起来。因为只有把动物群资料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复杂社会的经济基础。     

青城散记

青城怕是孤独了几百年了。青城应该是有故事的,不论令人神往的传说,还是感喟不止的历史记载,千年了,就是一本万言书,也该写满了。这是个偏居一隅的小镇,却有着煊赫的历史,它曾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水旱码头和商贸中心,在1000年前的唐朝,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青城不远,在甘肃榆中县北部,距离兰州城也     

夕阳未逝月华新远水流霞分外明--忆美学家洪毅然先生

一那是一个孕育着"新"与"变"的时代,西方列强叩开了中国沉睡百年的大门,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终于湮没进历史的尘埃。尽管老态龙钟的中华民族显然还跟不上世界的步伐,但"现代化"却以潮涌之势裹挟着西方现代科技和观念,以一种蛮力搅动着死水微澜的中国。这种新旧交替的撕扯不仅深深刺痛和影响着当时普通的     

舞动在火山口的精灵

相传,马赛部落沿着火山沿壁牧牛,牛脖子上的铜铃不停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于是人们就将这里称为＂恩戈罗恩戈罗＂。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位于非洲坦桑尼亚北部东非大裂谷的死火山口。在这里,不仅可以偶遇各种动物,还可欣赏到花开遍野的浪漫景致。     

试论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至两汉的小麦栽培

本文梳理了中国北方发现的龙山时代至两汉小麦及其相关遗存,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将小麦的栽培历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而各阶段时空特点的形成,应是人们在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由自然环境、种植技术、加工技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陕北地区龙山至夏时期的聚落与社会初论

文章通过对新华、石峁、木柱柱梁、神圪垯梁、寨峁等遗址的分析,初步研究了陕北地区龙山及夏时期的聚落与社会等问题。本文把这一时期的聚落分为三级,进行了聚落分类,同时通过墓葬研究对墓葬进行了分类和分级,并分析了当时的葬俗、葬仪、社会等级等,此外对石峁古城的性质进行了初步分析。     

兴县碧村龙山时代遗存初探

本文通过对碧村典型遗存的分析,对其文化性质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碧村遗址龙山时代晚期遗存属于晋陕蒙交汇地区新华文化的典型代表,区别于忻定盆地的游邀文化及太原盆地的杏花文化。同时,在考察晋陕蒙交汇地区石城分布及规模的基础上,对碧村遗址在北方石城文化圈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于重挖著名遗址的思索

一些著名遗址后来或因出于学术目的或因为配合国家基本建设,都被再度发掘。选择安特生主持发掘的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李济和梁思永主持发掘的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安志敏主持发掘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为个案,通过理性的分析和深度的思索认为:著名遗址首次发掘的重大意义,并没有因为后来的发掘而有所改变或修正;著名遗址首次发掘的失误,往往不是因为再度发掘获得的纠正,完全可以在同类遗址的发掘中得到解决。因此,呼吁在文物资源保护为主的今天,实在不应再在著名遗址的头上动土了。